儘管中國政府到目前為止，從來沒有表示過會在或者已經在對日外交中使用經濟制裁手段，但是隨著中國經濟影響力的增強和國際利益的擴大，經濟制裁作為一個僅次於軍事打擊的有效對外手段，將不可避免地進入中國決策者們的政策選項表。事實上，今年上半年的中菲之間的“香蕉風波”已經展示了這種傾向，而作為最大鄰國但是政冷經熱的日本，則更加可能成為候選。
日本產品最後市場並非中國
主張經濟制裁的觀點分析看上去的確很有吸引力，也不是沒有道理。主張制裁論的主要觀點邏輯是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中日經濟依存度高而且日本存在巨額順差，利用經貿關係來敲打日本，中國損失小日本受害大，因此會起到正面淨效應（positive net effects）。而前面所述的“大葱危機”的勝利，抵制菲律賓香蕉的快感，加上近來大量訪日活動取消的報道，讓很多中國人甚至外國人開始相信經濟制裁的有效性。但是筆者認為，上述邏輯是存在誤導的，實例報道是片面的。上述分析只看到了中日經貿關係的粗淺的表象，而忽視了全球化世界經濟和中日經貿關係的深層內在結構。
誤導之一，中國是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對華貿易順差證明日本經濟對中國依存度高。誠然，中日關係從1972年的11億美元增加到了3449億美元（2011年），大量的日本商品在中國市場出售，似乎顯示日本經濟非常依賴中國市場。一些研究機構的數據也有一定說服力，例如日本大和總研估算如果日本汽車產業停止出口中國一個月，經濟影響將達到3000億日元。
不過，中國對日本出口來說是很大的市場，但絕不是唯一大的市場，以最大的出口部門的汽車行業為例，根據日本《每日新聞》9月19日的報道，2012年上半年在日本主要汽車廠家中，豐田在中國的銷售量占其全部的10.2%，本田17.2%，馬自達15.9%，日產25.8%，鈴木9.5%，三菱5.0%。這個數據可能會讓很多中國人吃驚。更為重要的是，中日經貿關係的結構性特點是日本企業利用中國作為製造業基地出口歐美市場。2005年，日本《經濟白皮書》對此專門介紹了這種模式背後的三角貿易，即關鍵配件在日本生產，一部分配件在東南亞生產，最後在中國組裝，然後再出口到美國和歐洲。結果是雖然中日貿易額很大，但是主要貿易內容大多是中間產品而不是最終消費品。換句話說，日本的出口的最後市場並不是中國。從中日貿易構成看，日本對華出口中間產品例如電子核心配件、高端半成品、鋼鐵、化工原料等占比例最大，再加上成套設備和工業機械等大約30%，剩下的消費品事實上所占比例並不大。那麼，抵制日本的消費品意義有多大呢？如果抵制那些中間產品或者成套設備，中國製造業可能就沒法運轉了，因為很多的技術設備必須從日本進口。日本強在技術，很難通過制裁起作用。據報道，2005年中國反日造成停工等，造成了日本對中國出口減少了5.1%（4697億日元），數字並不算很驚人。
誤導之二：對日制裁日本損失大於中國。持這種論點的邏輯是，過去十年來，中國對外貿易中日本的比重減小，而在日本的對外貿易中中國的比重增加，從2001年的7.9%增加到了11年度的19.1%。1996年，日中貿易是日美貿易的三分之一；2006年兩者持平；2009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場，因此日本在經濟戰中輸不起。正如上面所述，中日經濟關係的主要動力是經濟層次差異大存在巨大互補性，而主要不是中國對日本來說是最有魅力的出口市場，到目前為止中國對於日本企業來說主要是生產基地，在中國創造的附加值有限，日本企業的出口利潤的大部分仍然來自歐美市場。儘管中國仍然很有魅力，然而加工基地的功能比較容易轉移到其他國家，日本企業在中國的現地法人過去十年增加了2.5倍，2011年達到5500多家，轉移就意味導致中國國內就業機會的減少。只要中國經濟整體還沒有從出口和投資向消費轉型，那麼中國經濟制裁日本的淨效應是否有益於中國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