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1949年中國解放之後，第一代與第二代的中國領導人基本上都是軍事強人出身，如毛澤東、鄧小平等；第三代和第四代的領導人則多以是理工科與工程師的背景，如江澤民、胡錦濤等。而新上任的領導人多數是社會科學之背景，他們所讀的專業多數是經濟學、法律、歷史及其他社會科學，而且其中有幾人已經獲得了博士學位。專業知識與理論的不同，也可能決定了他們治理國家思維模式、觀念及方式會與以往有很大差別。而且從現代國家所要求的專業知識與背景來看，社會科學知識的優勢則成了現代國家有效治理的重要條件。因為，這些知識正好是要求人們從社會的角度來了解我們現實生活與整個社會運行機制。比如發達國家許多領導人的專業知識都具有法律及經濟學背景。
第三，新上任領導人其開放的態度可能與上幾代領導人也會有很大不同。因為，新上任的領導人其中有直接到歐美名牌大學學習過的，也有改革開放初期就到歐美國家訪問過的。如習近平在1980年代就到過美國。他們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科學技術水平及人民狀況等很早就有了解。特別是在那個時候，中國經濟發展情況與發達國家相差很遠，這會促使他們從之後更加會關注發達國家各方面的進展，增加這些方面的知識積累。在這過程中，不僅他們相應的知識在不斷積累，而且他們開放的心態也在學習與演進過程中。而這種開放心態對未來中國經濟政策制定將產生重要的影響。
第四，新上任的領導人個人工作經驗與閱歷也與上一任領導人有很大不同的。新一任領導人多數都是從基層一步一步往上走過來的。這樣，他們不僅得到工作上的磨練，也積累工作上的經驗，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對整個國家機器是如何運作，其中有那些優勢與不足，應該了解得更為清楚。如果這樣，他們更應該知道中國這台國家機器未來的改革重點與改革應該哪裡入手。這些就是這一任新的領導人與上一任領導人不同的地方。很大程度上，這些特點與差別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未來中國經濟走向與發展，影響中國將出台什麼樣的政策來治理國家。
對於現實的經濟生活來說，還得看新一任的領導人在現在的知識與經驗背景下如何來應對當前中國經濟生活最為重要的三大問題。一是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點在哪裡，對於這個經濟增長點，新政府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方式來進行（從李克強最近的談話來看，中國城市化將未來經濟發展最為重要的增長點）；二是未來中國經濟中最大風險是什麼，新政府將採取方式來應對與規避（對於這點在《十二五中國金融服務業發展綱要》有所透露）；三是未來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最大障礙或阻力是什麼（當前中國黨內十分盛行的嚴重的貪污腐敗）。
應該說，新一任的領導人採取什麼樣的方式來處置這三大問題將成為他們特質與優勢能否體現的關鍵。不過，從最近習近平與李克強的言論所透露的信息來看。新一任的政府對這三個問題已經有了明確的思路，現在的問題是就在於在他們上任後把這明確的思路如何轉化可操作的具體政策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