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基尼系數達到與美國接近的0.5的同時，腐敗問題日趨嚴重，引發公眾嚴重不滿。由於官員權力太大而又得不到制約，腐敗也呈高端化發展趨勢。
三，由於政府“有形之手”頻頻介入經濟活動，在司法獨立未能健全的情況下，導致了越來越多的“公權力”與“私權利”之間的衝突，尤以徵地和房屋拆遷為甚。在選擇性執法和彈性執法驅使下，出現了嚴重的上訪現象，以及作為應對的地方政府“攔截上訪產業”。
改革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十二五規劃”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主線，中共中央提出加強“社會管理”，都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壓力的存在。2009年溫家寶總理在劍橋大學演講時指出：“被譽為現代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指出：“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麼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要威脅社會穩定。”這句話在當下愈加顯出意義。
改革不僅是必要的，眼下也是改革的“窗口期”。不僅公眾的改革訴求空前高漲，改革的條件也更加成熟：大型銀行鳳凰涅槃，從30%多的不良資產率到如今的豐厚利潤，利率市場化改革時機已經成熟；主要央企都已經IPO，盈利能力空前，2010年僅“兩桶油”的利潤就已經超過民企500強總和，進一步推進央企體制改革、打破壟斷條件成熟；隨著創業板的推出，民營企業成為上市主體，證券市場扶持國企改革功能已失去必要性，廢除IPO審批制時機成熟；2011年上半年中國財政收入同比增長31%，今年預計突破10萬億大關，以優厚財力去彌補社會保障缺口、加強醫療、教育領域投入，條件成熟；通過減稅“返利於民”條件成熟……
究改革實質，在於政府體制改革，即政府應合理地“有所為有所不為”，退出對經濟領域的干預和參與，減少審批權，轉向以公共服務職能為主的“小政府”，成為市場經濟中“看不見的手”。推進改革，當然會遇到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要政府放棄權力，就像高西慶先生所言“需要靈魂深處的革命”。
眼下中國改革處於前所未有的複雜局面：一方面，從尋租活動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力求推動“半統制、半市場”的經濟體制，向國家資本主義乃至權貴資本主義或官僚資本主義蛻變；另一方面，極“左”力量竭力利用大眾對權貴腐敗的不滿，推銷其路線，把中國引向另一條歧路。鄧小平曾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是非常有預見性的判斷。
蜿蜒在歷史三峽的中國經濟，能否衝破既得利益和極左勢力的雙重干擾，奔向法治市場經濟的大河，有賴於我們以巨大的勇氣推進改革。
正如吳敬璉先生憂心告誡的：目前大眾普遍對政府對於防止事態惡化措施不力嘖有煩言，甚至將其形容為“下定決心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從當前事態看，批評政府和要求政府有更多作為是完全有理由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談到經濟轉型時曾說，“功成不必在我任期”。對於政治改革，決策者也應有這樣的胸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