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言論反映出，人們對於美國中產階級“逐漸消失”的現實確實感到惱火。美國失業率仍徘徊在9.1%。美國人口統計局(US Census Bureau)表示，按實際價值計算，美國人的中間工資低於1999年的水平。“美國孩童自然會比父母更富有”這個假定的自然規律已經被推翻。財富向超級富豪的集中，令中產階級的境遇更加悲慘。為發展中世界數以百萬計的人帶來機遇的全球化，也切合了全球精英的利益。
有一些辦法可以讓美國及其它發達國家提高生產率和解決貧富不均，但隨意改動人民幣匯率不是其一。理由已經反覆講得夠多了：
許多人們以為產自中國的商品，其實只是在中國組裝。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2010年的一份報告發現，一只iPhone手機的批發成本估計為178.96美元，而中國的裝配工作在其中僅占6.5美元。大多數製造成本都用於並非在低工資經濟體製造的高精密零件，這些零件都產自日本和韓國等高工資國家。
自2005年6月人民幣首次與美元脫鈎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上升30%。鑒於中國的通脹率不斷攀升，人民幣實際升值幅度還要更高。而這並未改變貿易格局，對此我們不應感到奇怪。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後，日元價值在兩年內幾乎翻了一番，可對日本出口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即使中國出口競爭力下降，就業也不太可能大批流向美國等高工資經濟體，而更有可能流向其他低工資國家，如孟加拉國、越南、印尼和墨西哥。
少數攻擊中國及其他低工資國家的刻薄話還帶有種族主義色彩，這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最近FT網站上有人問：美國工人怎麼競爭得過中國“苦力和奴隸般的勞動者”？這樣的帖子並不罕見。使用第一個詞語的用意是不言而喻的，第二個詞語則帶著一些（很可能並不真誠的）對全體受剝削的中國工人的關切。
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中國數千萬農民工離開鄉下，並不是因為他們渴望被剝削，而是因為在城裡機會更多。根據RBS的數據，過去20年裡，中國製造業工人的平均工資上漲了10倍。與西方工資的差距正在不斷縮小。有朝一日差距能否完全消失是另一碼事。但是，要求中國加快讓人民幣升值無論如何都毫無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