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底下無新事，這一看似怪誕的情景不過是後發國家金融壓抑的必然結果。所謂金融壓抑，正是指管制過多的發展中國家往往通關各種監管手段，譬如將官方利率維持在一個過低的水準以及控制國際資本流動，造就了銀行體系落後、金融產品單一、名義利率過低、信貸配額、高儲蓄率等結果。
在發展經濟體中，金融壓抑情況普遍存在。這一體制中，最大收益人自然是債務人，也就是能夠爭取到資金一方，往往也就是政府以及相關企業；與此同時，金融是經濟發展的支撐，這一體制也將損害大多數企業的活力，長期來看必然將阻礙經濟的發展。
具體到中國情景，當前民間借貸中的高利貸狂歡，亦是畸形制度催生之下的無奈現象。溫州資本向來活躍，從樓市、煤市等到資本市場，從內地到海外，無處不有曾閃現其身影，然而，近些年的政策變化，使得這些資金面臨缺乏投資渠道，轉而借道民間信貸謀求利潤。
於情於理，民間借貸無可厚非，高利貸也可視為一種行政壓抑之下而可理解的市場補充行為。但是，這並不構成官方救助的道德資本，因此，筆者並不贊同官方出面以“穩定局面”的理由施之援手。
首先，高利貸乃至民間借貸屬於市場行為，無論獲利還是虧損，雙方契約能否完善履行，並不在於政府職責之內。如果政府因考慮其外部負面效應而援助，對於全體納稅人而言並不公正，甚至可能有解救利益集團之嫌。其次，當前溫州情況雖然緊急，但是並不迫切到“大到不能倒”。中國的歷史經驗來看，地域的局部危機並不總是擴張到全局，譬如九十年代的海南。
泡沫總是從最高處幻滅。溫州民間借貸有多普遍？根據溫州官方的數據估算，民間借貸的規模已超過1200億元；同時，民間介入程度之高亦令人咋舌，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分支機構的調查，2011年上半年，溫州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由此而見，官民皆貸並不誇張。溫州危急，無非是其介入民間借貸之深的極端後果，其他地區難以與之比肩。根據中金公司的相關報告顯示，中國民間借貸餘額在2011年中期同比增長38%，約為3.8萬億元。按照這一估算，這一數據僅為中國銀行體系總貸款的7%，並不值得過分恐慌，市場的反應有過激之嫌。
最後，如果管制是高利貸橫行的成因，那麼再多一些行政手段加強政府之手對於經濟體系的介入，無非是飲鴆止渴，繼續造就管制的慣性。長期以來，金融資源的分配與經濟的貢獻度如此非市場化錯配，自然會導致各類糾偏行為，對於根本症結視而不見並非真正對策。
以應急維穩對待，表面的潰爛縱然暫時遏制，但是內生疾變則可能漸入膏肓。唯今之計，短期可以考慮對於局部地區中小企業的定向寬鬆；其次則應該重新評估當前緊縮政策，尤其在如今外圍環境不斷惡化之下，尤其應該考慮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同時提高利率的組合拳；最後，對於利率市場化以及金融業的開放，不應該一再拖延，而應該有所擔當地大刀闊斧推出——否則，即使眼前局勢暫緩，亦不能阻止未來的代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