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美，全球競爭推動了製造業和非傳統農業生產率的提高。但這方面的增長僅限於狹窄的經濟領域。勞動力轉移到了生產率不那麼高的服務行業和非正規活動。例如，儘管巴西去年的表現出色，但該國過去10年的平均增速，僅為1980年之前數十年的一小部分。
其它國家正沉迷於危險且不可持續的外國借款。儘管國內儲蓄少的可憐，但由於經常賬戶赤字不斷擴大，土耳其經濟增長迅速。這使得該國經濟容易受到市場波動的影響，最近幾周土耳其裡拉遭受的打擊就說明了這個問題。基於資金流入或大宗商品熱潮的增長熱潮往往都不會長久。
樂觀主義者認為，這一次將有所不同，因為發展中國家在政策和制度方面有了明顯的改善。他們指出，這些國家致力於宏觀經濟穩定、向全球經濟開放以及更優秀的治理（正如民主的傳播以及非洲內戰結束所表明的那樣）。這些變革是好的預兆，但它們主要是為了降低危機爆發的風險。它們沒有構成增長引擎。
亞洲少數國家成功實現的那種持續增長，需要的不僅僅是常規的宏觀經濟及開放政策。它需要積極的政策來推動經濟多樣化，並促進從低生產率活動（例如傳統農業和非正規活動）到大多可以進行交易、生產率更高的活動的結構性變革。它需要將經濟中的勞動力引入處於上行趨勢的行業，例如正規製造業。
這種結構性變革很少是獨立的市場力量的結果。它通常源自於一些令人生厭的非常規干預行動——從公共投資到補貼信貸，從本國含量要求到低估的貨幣。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很好地管理這些產業政策。
現在的另一個難題是，美歐決策者早已不再對發展中國家的補貼和匯率低估做法故意視而不見。由於失業率高企且經濟停滯不前，他們對此類政策的反對程度，可能會比任何時候都更為強烈。
因此，那些樂觀主義者希望能夠保持新興市場增長的政策，不太可能發揮作用；而那些會帶來增長的政策，則不太可能得到發達國家的許可。發展中國家的增長更有可能只是一段插曲，這種增長的力度太小，尚不足以推動全球經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