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廣州在社會管理方面又邁出了“摸著石子過河”的步伐，那就是積極探討公民社會並從深圳市開始進行試驗。2007年9月，積極推動公民社會的香港中文大學教授、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陳建民應邀到廣州出席“嶺南大講壇.公眾論壇”，以“從公民社會走向和諧”為題發表公開演講，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關鍵在於，這場學術演講的主辦單位是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
更早之前的2002年，深圳市福田區景洲大廈的業主以直選方式產生了業主委員會，這個被視為公民社會先河之舉，2010年終於獲准在市建設局備案，確立了法律地位。2008年，深圳市政府首次把公民社會建設寫入市政府工作報告。
2010年在廣州舉行的亞運會，總共有將近59萬名志願者投入服務，人數遠遠超過往屆亞運會。這場大規模的群眾總動員，為以非政府組織為代表的公民社會團體提供了難得的發展契機，廣為當地媒體報道的“趙廣軍志願服務工作室”就是一例。
不過，嘗試以公民社會來解決社會管理問題的“廣東模式”，並不像以“唱紅打黑”為社會管理主軸的“重慶模式”那樣深受中共高層青睞。中共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周本順在最新一期中共機關刊物《求是》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社會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會”陷阱》，更是以空前強烈的語氣全面否定公民社會，稱之為西方國家為中國人設計的“陷阱”。
無論周本順所言是否個人觀點，其黨內身份和發表文章的刊物特點，已經足以令人產生諸多聯想。譬如否定公民社會是否代表中共的官方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是否出現了中央與地方之爭？又或者說，中共內部在社會管理問題上，是否已經出現了以進一步改革開放為代表的“廣東模式”和頗具左傾色彩的“重慶模式”的兩條路線之爭？
從以往的歷史看，中共每逢換屆，尤其是涉及領導人代際更換之際，都會出現一些激烈的鬥爭。不過，無論中共最終選擇何種社會管理模式，都會在明年的十八大之後塵埃落定。而中共最終所做出的抉擇，不僅對中國，對世界的發展也有深遠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