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迪說，金融抑制助長了國內不平衡。他說，央行將儲蓄實際利息降到負值，家庭儲蓄所占可支配收入比例因而升高，結果導致消費在中國GDP中所占比例下降。他說，金融抑制也改變家庭儲蓄的構成：因為利率過低，他們將錢轉投到居民住宅；到去年時，家庭投入樓市所占GDP份額已經從調低存儲利息前的3.5%升到去年的8%到9%。
拉迪認為，中國房屋市場沒有美國出現的那種問題，因為它的影響力不大。但是，他說這方面有著宏觀經濟風險，因為其進程被扭曲，住宅增長量巨大，一旦因為某種改變導致房屋市場不再成為有先考慮的資產類型，那麼中國GDP增幅將會大幅度下降。他還談到投資在中國GDP中所占的不正常的高比例。拉迪認為，所有這些問題背後的原因都是匯率。他說：“為什麼中國的投資率如此高；消費如此低；外部盈餘相對也高？我認為主要的推動力是被低估的人民幣匯率。”
他對於這些問題在今後5年間得以解決不抱太大幻想。拉迪說，中國總理多次提到要放開利率，從而緩解或擯棄金融抑制，但是至今沒有看到什麼進展；另外，他們也談到要改變匯率，但是從真實貿易為基礎的匯率在過去兩年裡實際沒有升高。
文章指出，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前花旗銀行在香港的首席亞洲經濟學家黃益平在隨後闡述他對中國轉型的看法時說，他與拉迪陳述的觀點一致，但對前景卻比較樂觀。他說：“我們在今後3到5年裡會看到重大的變化。這至少會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匯率；二是開放資本帳戶。”
在談到中國經濟為什麼增長強勁，卻不平衡的原因時，他認為那和過去30年中國經濟自由化的方式有關。他說，將自由市場引入自己的體系後，所有方面都有改觀；但是從近距離看，這樣的經濟自由化實際上是非常不均衡的：產品市場已經幾乎完全自由化，但在投資、勞動力、土地、資源等市場，到處都有扭曲現象。
黃益平認為，這些市場存在的扭曲都和政府追求增長有關，因為這樣的目的會令政府通過補貼和其他手段為一個目標而調動資源。和拉迪一樣，黃益平認為真正需要改革的是金融和資本市場，因為金融抑制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種扭曲手段。
黃益平說，當中國人說要讓人民幣國際化，要讓上海在2020年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要讓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的特別提款權；而如果仍然維持僵硬的匯率，對資本帳戶進行控制，這些目標根本無法實現。黃益平樂觀預言，這些問題很快會有改變，因為已經具備改變所需的條件：穩定的宏觀經濟、質量不錯的金融資產，以及外部經常帳盈餘和大量外匯儲備等。他說，如果現時不改，等到5年、8年後，將會更困難。
他說，政府或許目前還沒有這樣的計劃，但是他相信過3到5年，中國經濟將會大為改觀。黃益平說，新的中國經濟特征將表現在增長率降低、通脹壓力增大、收入分配得以改善，還有就是產業升級將加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