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相關歷史，可以說，官員財產公開工作的推進速度之慢，與政府其他政策舉措的出台速度之快，簡直是天壤之別。官員財產公示於1988年前即提出立法動議，一晃20多年過去，除了一些嚴格來講屬於黨內規定而非法律的文件外，官員在此方面的義務仍未有任何正式界定。相比而言，遠的如2008年底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近的如近期實行的房產稅、樓市限購令與首都治堵方案，均是一有“現實需要”便應聲而出，而受影響者的反對之聲幾乎完全被忽略。
官員財產公示為何年年經總理“提醒”而難有實質性推進？對於這個問題，相關部門應該給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例如推動正式立法的現實難度何在，有哪些爭議需要解決，一些地方政府（如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自發的官員財產公示實踐可提供哪些經驗教訓等。若如此，一方面可維護政府公信力，另一方面也可讓大眾與學界對相關難題進行更深入探討。否則，民眾難免疑惑：為何政府在動用財政收入救市、對納稅人徵稅或設限時如飈風突進，在響應納稅人要求監督“公僕”、防範腐敗時，卻裹足不前？
有鑒於國家領導人的公開表態，以及世界法治昌明國家的普遍立法例，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的合理性與可追求性，似已無需再議。中國北鄰俄羅斯本屆政府的做法可供借鑒：該國2008年底實施《反腐敗法》，要求高官公布財產狀況，其總理梅德韋傑夫於2009年3月宣布公開個人財產，20多天後便履行諾言。
目前，官員腐敗已成中國民怨集中點之一，故而這一改革對於促進社會穩定也大有裨益。“兩會”期間，有評論者在官方媒體上倡導“自覺維穩”，從邏輯上講，這句話的主語不應只限於民眾。如果能有高官效法梅德韋傑夫率先垂範，公布私人財產，應算是在“自覺維穩”方面給民眾做了一個表率，對社會穩定功莫大焉。
溫家寶說：“從長遠看，我們還是應該實行政府領導人財產公開制度。”其實，何止從長遠看？從眼前看，也應該實行這一制度。近年來，“中國模式”論的倡導者常持如下論據：中國不似一些代議制民主國家，議事拖沓，遷延不決，而是能根據現實，雷厲風行地調整政策。既然如此，在官員財產公示這個民眾呼聲甚高、現實需要甚強的大事上，政府能否也體現一把“中國速度”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