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結構和GDP結構的差異，也可看做是一個合理的因素，但目前財政部門的解釋還缺乏說服力，需要更具體的量化分析。按照財政部門的說法，第一產業提供的稅收很少，稅收主要來源於第二、三產業，而第二、三產業增加值的增長要大大高於總的GDP增幅，帶動增值稅等相關稅種的收入增長高於GDP的增長。但問題是，中國第一產業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僅在10%左右，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不足5%，第二、三產業增加值的增長沒有也不會大大高於總的GDP增幅，否則GDP早就飛上天了。因此，從這個角度解釋稅收高速增長並不嚴謹，還有待論證。
事實上，即使與GDP增速關聯度較大的增值稅，除了增值稅轉型後的2009年和2010年，其增速也較快，年均在20%左右，這也超過了第二產業增加值的增速。而增值稅以外的稅種，儘管稅基是以收入或數量來衡量，與GDP以增加值核算的口徑並不一一對應，但他們也沒有與GDP真正脫鈎，如果換一個角度，以收入法核算GDP的話，GDP是勞動者報酬、稅收、折舊和企業利潤的總和，只要稅收增速超過企業和居民的收入增速，就都意味著企業和居民的收入在向政府轉移。以個人所得稅為例，2001-2010年這十年間，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在10%左右，而個人所得稅年均增速在22.5%左右。
淨出口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因素。GDP衡量的是淨出口，即用出口減去了進口，而稅收則不然，對進口產品也要徵收相應的稅，這意味著其他條件不變，進口越多稅收越多，但GDP卻越少。從2010年的情況來看，進口環節的稅收占比在15%左右，增速高達36%，對整體稅收增速貢獻五個百分點左右。可以說，進口環節稅是導致稅收增速遠超GDP增速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這還需要財政部門給出更詳細的數據分析。
至於稅收征管因素，也是一個合理的因素，完善征管系統，打擊偷稅漏稅自然十分必要，但這裡面的問題是，中國連續多年存在稅收超收的情況，即實際徵收額超過計劃徵收額，而下一年度的計劃徵收額又會水漲船高，這導致各級各地部門有強烈的徵稅衝動，容易導致稅收增長多年居高不下，為了完成任務層層加碼、像2009年一樣，征不到稅就在非稅收入上下功夫，這是極其不正常的現象。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GDP中還包含了一些不可徵稅的部分，比如城鄉居民的自給性支出和存貨投資等，這意味著即使稅收增速低於GDP增速也是正常合理的。對於中國稅收增速多年遠超GDP增速的現象，確實需要財政部門給予更詳細的解讀，以還原真相──到底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如果只給出一半答案，顯然難以令公眾信服。
也許，相比高福利的發達國家，中國整體的宏觀稅負還有上升空間，但有兩個前提：一是，稅收負擔的分配要合理，不能出現累退的現象，即越窮的群體負擔的越多；二是，財政支出結構要合理，所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不應該收那麼多稅和費，而實現這一目標，需要預算民主以及政治體制改革的支持，否則，即使實行了結構性減稅也會讓人半信半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