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協調經濟結構。儘管胡溫領導層執政以來倡導“科學發展觀”，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的步伐沒有鬆懈，但由政府主導型經濟的高投資、低消費，以及低附加值、高資源消耗產品出口導向的傳統模式並無太大改觀。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不惜一切代價”投入資源能源，大量依賴廉價勞動力追求GDP，早已被國際經驗證明行不通。故而中國加快轉變發展方式，選擇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主攻方向。
與以往強調“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的順序不同，此次中共提出“要加快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新局面”，更強調消費的重要性，為下一階段經濟發展裝上“內需消費”的引擎，意在加快形成三大需求協調拉動經濟的局面。內需消費能否拉起來，已攸關“十二五”規劃之成敗。未來內需消費旺，經濟就能保持強大、持久的動力，整個大陸都會旺。
三是協調收入分配格局。內需消費一直被寄予厚望，但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難以明顯提高，在於現行收入分配機制存有問題，壓制了普通民眾的消費能力。“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表述，為增加勞動者收入提出具體要求，是理順收入分配機制的努力。畢竟，收入分配關係不僅關係消費能力，更關係社會和諧穩定，甚至關係民心向背。早日解決這個問題，才有助於厘清公平與效率、勞資關係、中央與地方、政府與企業、企業與勞動者之間利益協調等複雜問題，進一步深化和具體化“改革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理念，真正變“國富”為“民富”。
四是協調推進中國整體改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源於經濟領域，但其所具有的重大關聯和重大影響遠超經濟領域，也觸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等全方位的改革內容，可謂一次全方位發展模式的轉型，因此被外界視為中國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社會制度轉型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轉型之後的第三次歷史性方向之變。中共此時提出“一攬子”改革方案，各領域齊頭並進，必將打破改革在某些關鍵領域“裹足不前”的尷尬境遇。
五是協調國際經濟失衡。今天的中國已是不容忽視的經濟體，開始影響世界的經濟結構甚至生活方式。除了原本就存在的國內社會矛盾倒逼中國加速轉型，各種外來壓力都直接或者間接指向中國的發展方式與國際戰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經濟進入深度調整，貿易保護主義加劇，曾經嚴重依賴外需拉動的中國經濟面臨隨時可能爆發的經濟戰，如今年以來國際貿易戰、匯率戰就陰雲密布。中國改以“內需消費”為經濟發展之核，既是自身發展之需，也有助於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減少外部摩擦。
不難看出，“十二五”規劃承擔任務極重。畢竟，現在距離中共“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預設目標只剩下十年，中國未來五年必須集中攻堅一些影響全局和長遠的改革任務。但要徹底摒棄過去管用、好用、能用的熟悉理念、手段，改弦易轍，並非易事。尤其是如何落實那些不具約束性的大部分目標，更是對中共執行力的再一次嚴重考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