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況，中國的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問題也不能簡單診斷為“城鄉收入差距”問題，它除了存在於城鄉間並受農村居民關注、抱怨，還存在於沿海城市和內地城市間、城市社會不同階層間、普通企業職工和大型國有壟斷企業及特殊行業職工間、普通勞動者和公務員間……建立在片面診斷之上的藥方，自然不能真正對症。
其實，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類似，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也是中國收入分配問題出現和加劇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是，中國一沒有遺產稅和完善的資本稅，難以減弱富人積累資本的速度，二是民主政治體制還在建設完善中，無法保證多元主體的參與和利益平衡。因而，中國GDP一直保持較高增長速度，社會財富“蛋糕”明顯做大，但“切蛋糕”藝術落後，居民收入水平和勞動報酬增長速度偏慢，比重雙雙偏低。 換言之，今日之中國，經濟、社會不再“患寡”，而是“患不均”。其症結在於：一次分配中，沒有明確國家、企業、居民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關係，過於“親資本”，沒有建立勞動報酬正常增長機制，以致勞動者報酬占比總體偏低，而且行業間差別過大，居民沒錢花——新近有關“5.4萬億灰色收入”的爭論之所以令中國全社會踴躍發聲、激烈痛斥，正是因此；二次分配中，沒有以制度形式明確各級財政用於社會保障以及轉移支付的支出比例，政府公共服務和社會安全網不僅沒有很好地體現對困難群體的關照，反而成為了他們的負擔，使得居民有錢不敢花。
不著眼“不均”去重新切分社會財富蛋糕，意味著中國望眼欲穿的收入分配改革不能鏟除掉貧富懸殊持續擴大的“體制性土壤”。如果想通過各種途徑提高全員收入，增加的收入同樣有厚有薄，且厚者更厚，薄者愈薄，“灰色收入”依然大行其道，收入差距的鴻溝依然難以填平。增加收入後的大多數社會成員，依然不會消解不滿情緒。
中國以往“摸著石頭過河”，在改革設計路徑上不無曲折，改革之路從產生變化到變形，最後產生變異，與初衷背道而馳的痛心教訓常常上演。今時今日，改革已邁入深水區，一舉一動牽涉面之廣，已遠大於往昔，一旦制度設計出錯，糾錯成本之大可想而知。因而，對事關全民的收入分配改革，設計不可不謹慎又謹慎，攻略重點不容出錯。
現實表明，一個更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和調節機制才是中國真正所需。只有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都體現公平，才能真正使中國民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