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想起前不久發生的“打垮報社宣言”——7月3日，唐駿在西太平洋大學的“校友”、中國世代投資集團董事局主席禹晉永召開發布會，稱將對曝光他假學歷的15家媒體進行5000萬元（人民幣，下同）索賠，“在財政上打垮這些報社”——你會發現，媒體這個說皇帝不穿衣服的孩子，往往成為公共事件裡的第一個軟柿子。
再往前，還有富士康狀告《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訴訟金額高達3000萬元。儘管最終以雙方和解告終，但輿論一致認為，富士康雖沒有將訴訟進行到底，但在客觀上起到了牽制報社進一步報道、轉移媒體視線的作用。
某種意義上說，恰恰是因為媒體代償了職能部門的責任，才令其成為與假惡醜面對面的堂吉呵德。譬如疑似激素奶粉事件，如果大陸質檢或質監機構行動不是那麼遲滯、不是坐等儀器生銹或者予以推諉，而是第一時間取證檢測，並第一時間將結果公之於眾，事情就變得簡單多了。
誰是公共事件裡的第一個“軟柿子”？這個問題其實有多種答案：如果制度闕如、良心兜底，衝鋒在掘進真相戰場的媒體，很可能第一個受傷；如果秩序崩潰又恰逢媒體失語，分散而孱弱的個體就會付出不為人知的代價；但如果媒體鏗鏘、制度剛性，第一個“軟柿子”必然是問題企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