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因為，中國經濟在原來的率先復甦的路上，走到一個十字路口，顯得有些進退兩難。這個十字路口，既有外部環境的複雜多變要應對，又有內部的利益集團紛紛出手要回答。比如說，宏觀調控要不要來個“二次刺激”政策，房地產調控要不要終止，貨幣政策要不要由緊轉鬆等。而對外部形勢的判斷和對內部困難的分析，又引申到對調控政策的質疑，這才是中國目前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面臨的“兩難”。
當然，中共領導層初步的意向和最後的抉擇，將可能是在諸多“兩難”下，中間落墨，以“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把握好宏觀調控的力度、節奏和重點”，作為宏調政策之以不變應萬變。
由上半年經濟的走勢，由下半年宏觀調控的承接，可以摸出一條線索，就是在外部熱捧“中國模式”之際，中國的發展已現難以為繼之態。這不僅是指中國經濟今年有回落之象，更是指中國的發展方式已到不調不行的轉折關口。
這就是中國面臨著的更遠點、更大點的十字路口。中國面臨著一靜一動，靜的是下半年想要保持經濟增長的穩定和社會發展的安定，動的是“第十一個五年規劃”今年到期，第十二個五年規劃今年要完成起草，明春要交付人大表決後實施。
這個十字路口，抉擇起來更加知易行難。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原有增長動力正在衰減，原有發展方式開始嬗變。過去30年來，中國透過改革開放帶來經濟持續高增長；過去十年來，中國擴大進出口成為“世界工廠”；過去五年來，中國收入差距拉大、資源環境惡化等弊端全面顯現；過去兩年來，中國的高房價、低工資、官場瘋狂腐敗、市場瘋狂暴炒，令經濟百病叢生，也已激化尖銳的社會矛盾。
這個十字路口抉擇，自然更加微妙，也更加艱難。中共領導層一方面在試行一些新的推動，來刺激轉變，如最近的又一輪西部大開發運動，如以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來刺激兩岸間乃至大中華經濟圈經濟的勃興。另一方面，在經濟政策溫和微調的同時，中共也在試圖運用其政治管控優勢，打起“科學發展”的大旗，來推動新的五年間，能有發展方式的重大轉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