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一點是，在勞資雙方的博弈中，政府應負起的責任是為勞工提供良好的社會體制，為其進行與資方的博弈中提供合理的法律訴求和利益表達平台。
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國的工人與企業之間的談判地位是不相等的，在勞動力供應不很短缺的情況下，企業能很容易找到替代者，工人則明顯處於弱勢地位，他們的意見長期得不到尊重，他們的訴求也很難得到回應。
從政府的角度講，應該為工人的維權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首先是工會運動的合法化，以確立工會的集體抗爭權和集體談判權；其次是跟勞工權利有關的配套法律法規，涉及到勞動保障，失業保障，公平就業等方面。長期以來，受意識形態的約束，中國把工會運動視為異類，擔心會挑戰政府的權威，但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缺乏工會的制約，勞資的天平必然出現傾斜。這是中國勞動報酬比重日趨下降、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重要原因。
儘管中國的《工會法》已經出台數年，包括《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一系列相關的勞工權利保護的法律法規近幾年也紛紛出台。但總體而言，這些法律法規約束性不強，執法的嚴正性較差，以致許多企業工會軟弱無力。
這就需要政府從制度層面解決企業工會領導人的代表性、責權利問題，賦予企業工會代表工人行使集體談判權，集體抗爭權，促使中國工會轉型或重建。
在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在保障勞工權益方面，已經逐漸形成國家干預獲得立法保障的機制。僅上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美國先後出台的有關勞工權利保障的法律法規就至少有十幾個。工人地位逐步提高，社會福利不斷提升，應該說不只是工人單方面鬥爭的結果，更不是資本家幡然悔悟的結果，而是各方認識到了什麼是社會真正的利益所在——讓自己也讓別人活得更好的“雙贏”利益。
中國在揮手告別廉價勞動力時代之際，加薪只是一個發端，我們更期待中國出現制度變革，一個保護勞工利益的法律體系，一個勞方與資方進行平等對話的常態化機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