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皇朝初創的時候，一方面為了兌現造反時的承諾，另一方面也為了分賞有功之臣，此前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財富，包括金銀、土地以及其它生活生產物資被進行了大規模的重新分配，即便是村口要飯的李四，也得了一畝三分地。這個時候的社會，從財富分配上來說，是大體均衡的。
經過幾十年上百年的發展，除了社會財富總體增長之外，分配也開始打破之前所建立的均衡。大量資源與財富向少數統治者集中，底層老百姓又一次迎來了赤貧。赤貧的後果，不止是物質上的，還有精神上的，他們會對有錢人切齒痛恨，一旦時機成熟，星星之火，便能夠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再次燎原。
這便是中國幾千年以來未曾改變過的“二元”社會結構。在這個結構之中，人永遠只有兩種，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所以，中國歷史只有兩個時期，一個是安於統治時期，也就是我們所知的“盛世”，另一個則不安於統治，也就是“亂世”。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分站兩邊，楚河漢界，涇渭分明，不是你我，便是我亡。
要想跳出中國歷史的周期律，則必須從根本上改變這種二元的社會結構。而要改變二元的社會結構，出路其實只有一條，那就是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培育並壯大出一個新的人群形態，也就是我們日常所說的中產階級。
在4月1日溫家寶有關“分配改革”的講話中，明確提到了要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形”分配格局。雖然“中產階級”被替換成了“中等收入者”，但“橄欖形”分配格局的說法已經表明，政府明確意識到了二元結構的危害，正開始從根本上著手解決困擾了中國幾千年的老大難問題。
西方社會用了幾百年時間，形成了異常穩定的中產階級社會。中國想要在短期內追趕，不是沒有可能，但工作難度之大之莫測，絕對只有大羅神仙才搞得明白。而現階段的收入分配調整，卻必須面臨一個不得不面臨的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