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個“兩難”，是經濟政策的進退兩難。去年實行的“一攬子計劃”，由計劃派生的刺激經濟政策，顯然是應對危機之舉，不可放大，也不可持續，否則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等一系列問題浮現，麻煩更大。但中國的問題，通常是進易退難，不說可能有政策退出、經濟滑落的危險，僅以去年上馬的大堆工程而論，多數將一退即垮。
於此兩難下，暫時對政策退市，只能採取只做不說、先做後說的辦法，施展先試後退，小緊慢縮的措施。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貨幣政策的繼續寬鬆宣示，與明鬆暗緊的動作。未來在財稅政策、固定資產投資、產業布局等方面，都會走相似的道路。
第三個“兩難”，是內外兩難。不說對外開放30年，至少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經濟都在走重外輕內之路。目前中國仍然是沿海經濟發達而內陸經濟薄弱，外向型經濟發達而內生型經濟薄弱。一方面在外部未穩下仍要依靠外需，一方面內需因收入分配不公下還不能較快提振；一方面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在加大，一方面實體經濟的核心競爭力不能較快升級換代。
在這一“兩難”下，中共決策層只好在政策面上，呼喚擴大內需，加快自主創新，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力度，一方面正組織力量，研究如何應對全球經濟新走向，在“穩外需”的同時，擴大對外開放。還有個重要的“兩難”，是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利益博弈階段。這種利益博弈發生在兩大層面，一是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博弈，隨著經濟變化，中央地方矛盾加劇；一是政府與特殊利益集團的博弈，中國的特殊利益集團已日益坐大，滲透到方方面面，其中主力是壟斷國企和權力與資本結合體。圍繞著政策進退、資源分配、體制改革等，兩個層面的利益博弈，令政策實施和宏觀調控，出現兩難。
“兩難”是今年中國經濟的主要特色，穩中求變如何在“兩難”之下得以實現？輕而言之，是考驗著宏觀調控的藝術，也就是在政策的進與退，在保增長和防通脹，在調結構和防下滑，在利益的眼前和長遠等方面，找到平衡點，實現調控的有效，得到發展的均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