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中國與東盟簽署自貿區，客觀上有利於中國產業結構調整，並有利於改善中國的貿易條件——如近年來中國的摩托車等製造業開始轉移到越南等地，利用了其相比中國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優勢，並向越南等轉移了部分低附加值的出口能力。
而中國與亞洲國家的自由貿易協議擴大到日本、韓國、印度等國，那麼貿易的互補性則沒那麼明顯，競爭性卻不容忽視。隨著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與日本和韓國的競爭關係將更加突出，而至少從目前看，中國在產品競爭方面仍然與日韓存在明顯的差距，與日韓實行自由貿易客觀上對中國相關產業的衝擊不可低估。例如，比亞迪的電池產業主要引進的是日本的技術，為了降低成本嫁接中國廉價勞動力優勢，比亞迪通過把日本完全自動化的生產線拆成幾段，中間加入人口運作環節以利用中國的勞動力廉價優勢。這從某種程度上講，一旦中日貿易自由化，日本完全自動化的生產能力將很可能對中國當前的所謂廉價勞動力優勢構成明顯的衝擊。
另外，從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看，亞洲自貿區也從客觀上會使中國的競爭優勢面臨挑戰。亞洲自貿區建成後，將使得歐美、日韓等國家更多地把其所要轉移的生產線向中國以外的勞動力廉價優勢更突出的國家如越南、印度等地轉移，使中國因產業結構調整而下降的比較優勢加速流失。
由此可見，亞洲自貿區確實是亞洲各經濟體未來發展的方向和需要長時間爭取的願景。然而，對任何國家來說，與哪個國家和地區發展自由貿易區，都是與本國的階段性利益相匹配的，自貿區的發展需要與本國經濟的發展實際相結合。因此，筆者認為，“東亞共同體”至少短期內在經濟上對中國並沒有吸引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