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有金融與經濟杠杆
西方國家在拯救經濟危機過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經濟杠杆。因為存在著龐大的國有經濟體，中國政府具有金融和經濟兩種杠杆來實施其危機拯救計劃。結果是顯見的。這些舉措不僅帶動了本身的經濟複蘇，而且也帶動了整個亞洲尤其是東北亞和東南亞的經濟回暖和複蘇。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大都和中國經濟體緊密相關的經濟體都開始出現增長的勢頭。而中國的這種複蘇勢頭又對西方經濟體產生積極作用。如果說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作用僅僅限於亞洲，那麼這次中國的作用超越了亞洲而對全球經濟體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例如，人們發現，德國和法國的經濟轉好就和它們對中國貿易的增長有很大的關聯。
中國的經濟表現令西方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不過，事情還并非僅僅是中國的經濟角色問題，從深層次看就是中國的發展模式問題。提出“中國模式”的概念已經有很多年了，中國政府本身在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小心翼翼，并沒有公開接受或者反對這個概念。中國模式本身仍處於發展過程之中，并且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著諸多問題和挑戰，這種模式最終是否成功，還有待檢驗。但是站在外部的角度，人們對中國模式則不這樣看。曾經宣稱西方民主是“歷史的終結”的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這些年來一直在修正他的觀點。之前他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升到道德化的高度。但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反複和中國的崛起都表明“歷史的終結”的觀點已經受到很大的挑戰。最近，福山注意到，盡管亞洲的印度也在崛起，并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但衆多的發展中國家傾向於一個更有效率的中國。
開放的政治制度的發展
中國的發展表明，政治制度的發展是開放的。盡管中國還被外界稱之為權威主義的體制，但名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正在發展出符合其自身文化、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政治體制。中國政府現在唯一的意識形態就是民本主義，努力把政府的作為和人民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中國政府也努力提高政府過程的透明性，并建立各種機制使得其官員對人民負責。中國政治體制尤其在危機期間表現出高效率，無論是處理四川地震還是應付這次金融危機，相對於其他政治體系，中國體制的優越性就顯現出來了。中國和其他一些政治體制這些年的發展表明，民主的政體不見得能够有效服務於公衆，而中國的體制也不見得不能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務，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構架，而是一些具體的制度和政策。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感受和認知的這些變化對中國模式來說的確是個機遇。這裡既表現為中國的硬力量，也表現為軟力量。硬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國的經濟力量及其產生的客觀外在影響。這是外界所能親身感受得到的。同時也是一種軟力量，就是人們對中國能够產生的經濟影響力的主觀認知。（很顯然，這裡的軟力量是外界對中國的自覺的認知，是基於硬力量的影響力之上的，這和中國有關方面正在大力推動的軟力量是很不相同的概念。）
從很大程度上說，金融危機考驗了中國的發展模式，而中國在應付這次危機中的表現又提升了中國模式的影響力。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些變化的產生又是對中國模式的極大的挑戰。挑戰的核心就是中國模式的可持續問題。對可持續性的挑戰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兩個方面。外部方面的挑戰指的是，當中國成為世界經濟核心力量的時候，世界各國的經濟外交政策都會把中國作為其頭等議程來制定其對華經濟和戰略，從而給中國造成莫大的外部壓力（這需要另文討論）。內部挑戰主要指的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困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