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環顧世界，包括某些自詡為“健全法制社會”的西方發達國家，司法判决受到這樣那樣的影響的案例，舉不勝舉。某些人期望的“純粹法制社會”，在現實中並不存在。原因很簡單，最後宣讀判决結果的是人，而不是法律機器。人往往在受影響後，依然在法律條文中找到有利于這種影響的“條文”。
司法在某些國度受到金錢、權勢等影響暫且不提，受民意影響而最終影響案件進程與判决結果的例子也有很多。以法國為例，遠至密特朗時代的“當哥爾强奸案”，近至2004年“烏特魯淫童案”，其中都可找到司法受到强大輿論與民意影響的痕迹。
所以，司法受到民意影響，並不為中國所獨有；各國司法受民意影響所造成的判决結果的好與壞，也可以截然不同。所以，判斷鄧玉嬌案的是非，不宜僅從司法是否受外來影響去判斷，而應該就事論事，將案件放進中國社會發展的大環境中去考察，以“伸張正義”為判斷是非之準繩。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其中不乏司法判决受官、商、利益集團甚至惡勢力影響的反面案例。而受民意影響而使正義伸張的、類似“孫志剛們”的案件，是近年呈現出的一個顯著特點。鄧玉嬌案，只是這一類案件之中的一個罷了。而這類案件之所以能夠接受草根民意的影響，這與執政黨“以民為本”執政方略的確立有直接的關聯。鄧案以弱勝强的結果，我們傾向于將其看作中國種種社會變化中的又一個進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