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30年前那場發軔于農村的經濟改革，給中國帶來無比的活力，出口型經濟、市場化戰略得以建立。中國經濟創造了國內生産總值占世界9.7%的世界奇迹，但外向型爲主的經濟却透支了中國寶貴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使已全面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受制于外部環境。此前伴隨國際經濟環境逐步惡化，出口的拉動力量已明顯减速，此次的華爾街金融海嘯只是讓陷入發展瓶頸的中國雪上加霜而已。如此一來，“頭痛治頭，脚痛治脚”式的救市，很難根治中國經濟痼疾。
從近幾年中國政府平衡經濟發展“快”與“好”的努力來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拉動內需早已成爲中共决策層的共識。
而一如當年的國內社會形勢，中國當前的突破口之一仍在嚴重制約內需增長的農村：因爲城市與農村經濟間的“汲取型”關係，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收入增長34.35倍，但本就比農民富裕的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却達52.02倍，以致城鄉居民人年均收入差距不减反增，由1977年的2.22倍擴大到2007年的3.33倍。經歷從舊三大件到新三件再到汽車、房子的消費升級，中國城市社會的消費潜力已經用盡。如能加速解放擁有9億人口的農村，無疑可形成下一輪經濟發展動力，爲中國創造更驚人的內需，爲世界帶來新機會。
經由“農村包圍城市路綫”而獲取政權的中共，深諳“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在中國這個歷史農業大國中的分量。30年間10個“一號文件”，從减輕農民負擔，到增加各項農業投入；從掀起清欠風暴，到推進征地制度、戶籍制度改革；從支持農村經濟發展，到加快農村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大陸對農民由“取”轉向“予”，以工補農、以城帶鄉，可惜“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等的藍圖迄今仍是遠景。公共財政提供的公共品“照耀”到了農村，但還沒有讓農民們全身沐浴溫暖。
“搞了20多年還窮，要社會主義幹什麽？”鄧小平當年以一個沉重的問題啓動了一場舉世矚目的改革，而30年過去了，這個沉重的問題目前在中國（至少在廣袤的農村）看來幷未得到很好解决。在國內各種矛盾頭緒紛繁、國際經濟形勢危機四伏之際，中共新領導層又一次把目標重新鎖定在農村改革發展，實際上著眼于整個中國社會改革的全局。此時“救農”，不僅要爲幾億中國農民送上福音，更期以此解决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尋找經濟社會發展的長效藥方——這是中國經濟達致良性發展的迫切需要，同樣事關全民富裕目標的社會公正。
農業穩，則天下安，農民富，則國家强。即使國際經濟波動，也會“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這可謂長遠之“本”的救市之策，其立足點遠高于眼下各國的治標式救市。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會面臨閉關鎖國下中國開創新格局的需要，而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會則適逢中國在全球化下迎接經濟危機的挑戰，中共兩度激活與發掘農村這個巨大潜能富礦，均有重建國民信心之意。唯今時農村改革之複雜與艱難程度均超過當年，國內國際形勢也遠較當年複雜。胡溫最終會爲中國的持續發展之路交出何種答卷，還得拭目以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