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高昂的軍事開支開始使得法國吃不消。據分析，法國部隊在阿富汗每天軍事花費是130萬歐元，在利比亞，每架“陣風”戰鬥機每小時飛行的費用是3萬多歐元，“戴高樂”號航母每天的開銷高達100萬歐元。在法國財政緊張和戰鬥久拖不決的情況下，如何為三場軍事行動埋單日益成為法國民眾關切的問題。因此，薩科齊顯然高估了法國的實力和行動能力。用二流的實力去追逐一流的夢想，結果恐怕難以如願。
法國外交與軍事的處境也折射出國際政治格局的重大變化。無論是在利比亞還是科特迪瓦，法國都是援引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為行動依據，這與西方在上世紀90年代打著“人權高於主權”旗號的人道主義干預相同。不同的是，在西方整體實力相對衰落的背景下，法國的軍事行動實質上成了部分西方國家對自身地位下降的急躁式、情緒化反應，其後果難以預料。
隨著新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等級結構和分工體系開始動搖，進而影響西方國家的利益基礎和規則主導權。對於西方國家而言，在新興國家未將經濟影響轉化為戰略優勢之際，通過軍事行動證明其行動能力對維持西方的國際威望也許有益。換句話說，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使西方的對外行為日益具有進攻性，通過“道德化”軍事行動來維持西方主導地位的可能性明顯上升。而這也正是國際社會應高度警惕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