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綜合來看這三大標誌：沒有力量，一切都無從談起，有了力量，而不提供保護只提供服務，就很可能會變成逃避責任的“經典現實主義者”，甚至墮落成“馬屁精”，從而最終導致自己提供的服務無人問津；有了力量，不提供服務只提供“保護”，“保護”會變成索取“保護費”，從而導致保護者變成“惡鄰居”。就此而言，一個國家的對外行為本來就應該是多重表現的，而這種多重性是不是可以被指斥為具有“多副臉孔”，《紐約時報》說了可不算。
至少對於亞太地區來說，到底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堅持貨幣穩定、提倡南海各方協商解決爭端、堅持朝鮮和伊朗核問題都應和平解決的中國是“惡鄰居”、“鑽營者”、“現實主義者”？還是指望著全世界都來為自己的債務問題埋單、攛掇著亞太國家大搞海軍軍備競賽、承認一個中國卻不停逼著中國的一個省購買天價武器的美國是“賴賬者”、“搗亂者”、“敲詐者”呢？
強國地位的三種標誌：力量、以及基於力量的服務能力和保護能力，實際上也就是從獲得力量到合作性運用力量再到引領性運用力量的不同層次。某種意義而言，《紐約時報》對中國的指斥，恰恰證明了中國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對於任何一個強國來說，其對外行為都不可避免地要同時具備這三個環節，這是一個強國崛起的必然步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