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這些往事，一位將軍對記者說：幹這行，最需要的就是責任感。
大型武器裝備從研製到試驗，牽涉單位很多。實驗場上，各單位交流、溝通、討論、爭執在所難免，對此，胡文萃既理解又感慨。當政治部門準備在試驗工房裡掛一面國旗時，胡文萃靈機一動，說：“要掛就掛一面大的。”
結果，一面近80平方米的超大國旗掛在了試驗工房的墻上，對面的墻上則寫著“國家和民族利益高於一切”幾個醒目的大字。
後來再遇到各方爭執不下時，胡文萃就指著國旗說：“別爭了，我們都是為它幹。”
他的目光始終盯著更高、更遠的地方
如果僅僅把靶場當作新武器的試驗場，當成為科研部門提供數據的工具，那可不是胡文萃心目中的現代靶場。
胡文萃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1982年從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海軍這個試驗區，“才開始接觸導彈”。儘管看過很多導彈圖紙，但第一次見到“真東西”時，胡文萃還是被“震撼了”。
胡文萃開始如饑似渴地學習導彈以及有關武器試驗靶場方面的知識。“從1983年開始，我就覺得國內提供的東西不解渴，開始收集國際上相關的尖端資料，看人家是怎麼幹的。”
這個習慣，胡文萃一直保持到今天，“現在我哪怕看到《參考消息》上有一個關於導彈或靶場的‘豆腐塊’，都會剪下來保存。”
這種“學習成為生活的一部分”的習慣，使胡文萃的知識結構始終在更新，觀念始終超前，目光始終盯著更高、更遠的目標。
了解前沿，才能看到差距；看到差距，胡文萃就著急。導彈試驗成功擊中目標，大家都高興地喝慶功酒，胡文萃卻高興不起來：真正的戰場環境是這樣嗎？戰場上的敵艦就這麼老老實實等你打嗎？它不反擊你、干擾你嗎？
所以，從2005年起，胡文萃就要求負責研究實驗方法的科研人員要去研究敵艦的目標特性、研究敵我雙方的作戰方法，以及真實戰場環境等。“如果武器裝備的試驗沒有這些，試驗就是盲目的，也談不上做到‘近似實戰’。”胡文萃認為。
眼下讓胡文萃略感欣慰的消息有兩條：一是新型機動靶船即將投入使用。“這是復合靶，可組合成不同的靶，帶干擾。”二是海軍裝備部門領導在日前一次會議上明確提出“要加強干擾靶的研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