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25日電／新華網消息：3月26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將刊發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西藏文化保護與發展協會名譽會長、西藏發展諮詢委員會名譽主任熱地的文章《西藏發展進步的偉大里程碑——紀念西藏民主改革50週年》。全文如下：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50週年。50年前，中國共產黨領導西藏各族人民平息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的武裝叛亂，實行了民主改革，廢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百萬農奴和奴隸翻身得解放，西藏人民由此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西藏社會由此從黑暗走向光明，從落後走向進步，從貧窮走向富裕，從專制走向民主，從封閉走向開放。民主改革是改變西藏人民命運的偉大抉擇，是新舊西藏曆史的分水嶺，是世界廢奴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世界人權事業做出的重大貢獻。
我作為西藏民主改革的見證者，作為民主改革50年來西藏發展進步的親歷者，撫今追昔，感慨萬千。
民主改革是西藏曆史上最為廣泛、最為深刻、最為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革
1959年以前的舊西藏，實行的是延續了千百年的封建農奴制度。毛主席曾說過一段很精闢的話：“西藏的農奴制度，就像我們春秋戰國時代那個莊園制度，說奴隸不是奴隸，自由農民不是自由農民，是介乎兩者之間的一種農奴制度。”這一制度的典型特徵，一是社會經濟結構嚴重畸形。佔西藏人口5％的“三大領主”，即官家、貴族、寺廟上層僧侶佔有西藏全部土地、草場和絕大部分牲畜；而佔人口95％的農奴和奴隸沒有土地。二是實行政教合一。寺廟佔有西藏土地的36．8％，宗教上層既是最大的農奴主集團，又是主要的政治統治者，同時還在文化和信仰領域對人民進行嚴密的控制。三是具有濃厚的奴隸制殘余。舊西藏地方法典把人分為三等九級，農奴主可以把農奴租讓、抵押、出賣給其他領主，寺廟裏同樣等級森嚴，貧苦、低級的僧人只能做寺廟的奴役，沒有人身自由，也沒有任何權利學習文化和宗教經典。
我是從舊西藏過來的人，我個人和家庭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證。我出生在藏北一個貧苦牧民的家庭，冰天雪地裏到處流浪要飯；給部落頭人、牧主、活佛當傭人，吃不飽、穿不暖，過著饑寒交迫、暗無天日的悲慘生活，被人稱為“波哲熱地”（男鬼熱地）。民主改革前，我受盡欺淩和苦難，現在我的身上還留有塊塊傷疤。我有一個弟弟就餓死在母親的懷裏。那時，我和許許多多受壓迫的農奴和奴隸，都盼望著黑暗、落後的社會制度得到徹底的變革。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與原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西藏實現了和平解放。改革舊西藏的社會制度，是“十七條協議”明確規定的方針，同時又根據西藏的實際情況，採取了與西藏上層協商、和平改革的政策。中央對舊西藏上層反覆做宣傳解釋工作，耐心等待，做到了仁至義盡。儘管如此，1959年3月，在帝國主義的支援和唆使下，西藏封建農奴主上層反動勢力公然撕毀“十七條協議”，悍然發動了全面武裝叛亂。他們的目的，就是阻撓改革，分裂祖國，以實現封建農奴制度“永遠不改”。中央根據形勢的變化，制定了邊平叛邊改革的方針，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只要西藏的反動派敢於發動全局叛亂，那裏的勞動人民就可以早日獲得解放，毫無疑義”。
通過民主改革，在西藏建立了各級人民政權，廣大農奴和奴隸在政治上翻身得解放，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在經濟上徹底廢除了封建農奴制的生產關係，廣大農奴和奴隸有了自己的土地、牲畜和生產資料，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在思想上擺脫了封建農奴制腐朽思想的枷鎖，實行了政教分離，宗教信仰自由真正得以實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西藏走上了發展進步的嶄新道路，西藏各族人民人生命運發生根本轉變，這在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都是一個奇跡。
1959年，我的家鄉一邊平叛、一邊民主改革。當時，為了培養藏族幹部，解放軍和工作組動員藏族青年到內地學習，我就下決心報了名。這樣，我很幸運地成了我家鄉到內地學習的第一批學員，到了北京中央政法幹校。在北京四年學習中，我懂得了一個道理，過去我們窮人受苦受難，不是命不好，而是受三大領主的壓迫、剝削，沒有人身自由、沒有人權。在北京學習期間，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接見了全體學員，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民主改革，是我和同我一樣過去被剝削被壓迫的農奴、奴隸改變命運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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