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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軍三軍官兵著07式新軍服列隊。 |
如果電視裏正在熱播一部中國軍事題材的影視作品，你會如何判斷它所屬的時代？沒錯，不是場景，更不是對白，而是那一身戎裝，在第一時間告知了歷史的座標。
軍服，絕不僅僅是一身衣服那麼簡單，樣式、顏色、用料、種類，無一不蘊含著深深的文化色彩。它記錄著飛逝的激情歲月，代表著日益強盛的國家實力，更承載著無數人珍藏於心底的軍旅情愫。
現在，就讓我們聆聽幾段軍人和軍裝的故事。把這些故事用針線連綴起來，就是一幅我軍80年發展壯大的微縮圖畫。這寫滿榮耀的圖畫，足以告慰浩氣長存的英烈，足以擦亮世界注視東方巨龍的眼睛。——編者
“一看見紅五星就知道是紅軍來了”
■李中權
去年，我作為老紅軍的代表，參加了總政的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歌詠大會。為了保證演出效果，組織上給我們每個人做了一套紅軍服。同樣是八角帽、灰軍裝、布做的紅五星、紅領章，可真正的紅軍服和它相比，那可是一個地下一個天上。
1932年秋天，17歲的我參加了川東的紅軍遊擊隊。那時候，部隊根本沒有什麼軍裝可言，大家身上穿的要麼是自己原來的衣服，要麼是從戰場上繳獲的戰利品，要麼是老鄉們送的衣衫。後來，我們的隊伍逐步發展壯大，才漸漸地有了紅軍服的模樣，但受條件限制，幾個方面軍的著裝也並不完全一樣。比如，一方面軍的帽子就比我們四方面軍的小了整整一圈。
那時，紅軍很窮，官兵們穿衣吃飯都很惱火。我聽老班長說，1928年5月，紅軍曾在永新縣打了一仗，把官僚資本家邱西美從吉安運來的300多匹白漂布全部繳獲，用來做衣服。軍裝總不能沒有顏色呀，搞後勤的戰士們就拾草木灰、摘樹葉榨汁，為白漂布上色。由於技術不高，一塊布常常被染成這裏深那裏淺的。
可就是這樣，能穿上軍裝、戴上軍帽，對於我這個窮苦孩子來說，已經是天大的幸福了。我們到縣裏面做擴紅宣傳，老百姓們一看見紅五星就知道是紅軍來了，圍得裏三層外三層地聽我們講紅軍的政策。在他們的眼裏，軍服不單單是件衣裳，更象徵著這是一支革命的、帶領老百姓爭取新生的自己人的隊伍。
我常常這樣感慨，建軍80年來，我軍軍服換了好幾代，但不管軍服的款式怎麼變、顏色怎麼變，其中蘊涵的革命軍人本色卻始終不變。穿上它，就意味著不怕犧牲、甘於奉獻，就意味著責任與使命扛上雙肩。
（李中權：1932年參加紅軍，紅軍時期曾任藏民獨立師政委，抗戰期間曾任冀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任東北野戰軍九縱隊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83年離休前任南京軍區空軍第二政委。）“
軍服上有我的青春、我的回憶”
■王碧雲
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那個情景。寬闊的火車站前，擠滿了前來迎接我們的波蘭軍民。雖然膚色不同、語言不通，但每個人臉上都是燦爛的笑容，友好得就像多年的朋友。很快，我們這些女演員就被一些男青年邀請，隨著大喇叭裏歡快的《波蘭舞曲》跳起了交誼舞。當時，我們身穿草綠色的“列寧式”呢子禮服大衣，頭戴無簷帽，腳蹬長筒靴，在人群中特別顯眼。和我跳舞的波蘭軍官通過翻譯對我說：“中國姑娘漂亮，穿軍裝的中國姑娘更漂亮！”搞得我還怪不好意思。
那是1954年，我們總政歌舞團以中國人民解放軍歌舞團的名義，訪問蘇聯、羅馬尼亞、波蘭和捷克等國。當時23歲的我，是一名手風琴演奏員。那趟出國演出，時間特別長，從夏天一直到冬天，我們所有的衣服都是新做的，從單衣、裙子、外衣一直到大衣，滿滿地裝了一大箱。我們女演員都特別喜歡那件呢子大衣，它有金黃色的雙排銅扣，高收腰，大翻領，還有一個可拆卸的皮領子，穿著既暖和又顯身材。
每到一個國家，我們這支250人的隊伍總是受到最熱烈的歡迎，演出也是盛況空前。我總在想這次出訪任務的成功，有一半是軍服的功勞。因為外國人從我們的軍服上，看到了新中國的不斷進步。
回國後，禮服交由個人保管。後來，隨著我軍的幾次換裝，這件大衣就再也沒有“登臺亮相”。60年代後期，國家經濟匱乏，人們都沒有什麼好衣服，我們這些老軍人又有“不能隨意穿著軍服”的紀律要求，於是，我就把這件大衣染成了黑色，當便衣穿。現在想來，真有點後悔，要是完好地保存下來，說不定還是件文物呢。
直到如今，這件大衣已經在我的衣櫥裏掛了50多年。每年換季的時候，我都要整理一下。夏天，放上衛生球；冬天，拿出來曬太陽，生怕它有損壞。畢竟，這件軍服上有我的青春、我的回憶……
（王碧雲：1949年入伍，1952年調入總政文工團、歌舞團，著名手風琴演奏家。1992年離休。曾任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三點紅’是我生命的顏色”
■王姬
因為軍裝，我才成為一名女兵。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大街上，人們見到穿軍裝的人，就會肅然起敬。從紅小兵到紅衛兵，都非常喜歡穿綠軍裝，哪怕只是一種用草綠色的卡其布做的“准軍裝”。女青年找對象最願意找軍人，軍帽、軍挎包稍不留神，就會被人搶走……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70年代中後期。上中學的我，也夢想著能擁有一身軍裝。
高中畢業的那年冬天，我們班好幾個女生都去報名參軍，我也稀裏糊塗地跟去了。接兵連的一位大姐問我：“為什麼當兵？”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喜歡軍裝！”
新兵的衣服又肥又大，穿著極不合身，但就這樣，離家的時候仍招來了許多羡慕的目光。我記得很清楚，我們發領章帽徽那天是個星期天，全連女兵排好隊，一個個上臺去領。當指導員把領章帽徽遞給我，並向我還禮的一瞬間，我差點掉下了眼淚。回到班裏，我們興奮地高聲唱著京劇《紅燈記》中的名句：“一顆紅心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
為了追求身材，我們幾個文藝兵偷偷地把肥大的軍褲改成“雞腿服”。可還沒“美”兩天，就被隊長發現，挨了批。
雖然我早就脫下了軍裝，但對軍裝的熱愛和迷戀一點都沒變。至今，我還保存著當年的那套“三點紅”，每次拍戲演軍人，也是最開心的事。我的心中有一種強烈的感受，那就是軍裝怎麼也穿不夠。如今的軍服，從質地和樣式上比過去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說實話，我還是喜歡“三點紅”式的軍服，因為它是我生命的顏色。
（王姬：1977年入伍，1981年退伍。著名演員，曾主演過多部軍事題材的影視作品。）
“儀仗禮服是我的最愛”
■程志強
我當儀仗兵27年，幾乎天天與禮服打交道。我軍儀仗禮服迄今為止換了四代，我就穿過三代。鋥亮的帽徽，金黃的綬帶，寬大的腰帶，高筒的馬靴……儀仗禮服是我的最愛。
1974年，我還是一名剛入伍不久的新兵。那時，能穿著禮服走上檢閱場，是每位新兵的夢想。其實，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禮服隨著1965年我軍軍銜制度的取消被廢止了。全軍統一配發的每年兩套服裝對儀仗兵來說根本無法滿足需要。這樣一來，我們只好穿著打了補丁的衣服在操場上訓練；到檢閱場上，才捨得穿上新一點的乾淨衣服。
我們儀仗兵對禮服，那是百般呵護。在去檢閱場的車上，為了不讓禮服有一丁點兒褶子，大家通常都是站著到目的地。後來，我琢磨出一套坐車不讓禮服出褶子的動作要領：坐前用手繃緊布料，坐時紋絲不動像雕像，坐後馬上捋直、平整。你別說，還真有效！可就是這樣坐一趟下來，比平時訓練還要累好幾倍。
熨禮服，也是我們儀仗兵的“看家本領”。10分鐘熨好一套禮服，嫺熟的動作絕不亞於專業的服裝師。誰的未婚妻來隊，誰就會露上一手；誰探親回家，誰就會把家裏的衣服拿出來熨一遍。這是“職業病”。
現在，儀仗兵穿的是“92式”禮服。這是經過第四次改革的禮服，美觀大方、實用高檔。它就像一個視窗，向世界展現著我軍威武之師、文明之師的風采。穿著這樣的禮服執行禮賓任務，心裏特別驕傲！
我離開三軍儀仗隊至今已經有7年多，卻仍保持著這樣一個習慣：穿衣服必須筆挺、橋正，不能有一點兒褶兒。如今身上的軍裝和儀仗禮服比起來雖然有些普通，但這也是我們軍人的“門面”，我會像愛護禮服一樣愛護它。
（程志強：1973年12月入伍，26年從事儀仗工作，被譽為“中國第一兵”，曾榮立一等功。現任北京衛戍區副參謀長。）
“飛行服是我親密無間的戰友”
■王燕崎
作為一名人民空軍飛行員，飛行服是我最親密無間的戰友，它的變遷給我的工作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
2004年初，空軍為所有飛行員裝備了新型的空勤被服裝。這是我從1983年招飛入伍以來特種裝具的第一次換裝。要脫下穿了20年的老飛行服，真有些捨不得。可看見款式新穎、種類多樣的新“行頭”，心裏也直癢癢。因為新飛行服，無論質地還是樣式，都比以前強多了。胸前的標誌能明顯體現出我是飛行員，而且“業內人士”還能通過它辨認出我的飛行等級，從臂章上更能看出我駕駛的是什麼機種。這種軍服穿在身上，我們飛行員能不威武自信嗎？
愛上新的飛行服，不僅是因為它好看，更因為它特別實用。新型空勤被服裝共分4個系列，新增加了5個品種，除了有諸多“人性化”設計外，還充分考慮了戰場環境、飛行技術動作對服裝的要求。
1997年，我奉命外出執行駐訓任務。由於天氣炎熱，在空中進行實彈射擊時精神高度集中，加之動作較大，我不停地出汗。飛機返航一落地，我脫掉飛行靴，竟然倒出了一灘水！穿上新飛行服後，情況就不同了。2006年夏天，部隊駐地氣溫持續1個月在40攝氏度以上。在中途進行的一次實兵對抗演練中，我們平均每天都要飛行10小時以上，可出大汗的現象再也沒有發生過。原因很簡單——如今的飛行靴上設計了許多透氣孔，並且還配發了專門的夏季飛行襪。
如今，我的飛行生活越來越安全舒適：飛行棉衣再也不像以前那樣臃腫，狹窄的座艙變得豁然開朗；衣服更加保暖，冬季轉場到北方，不會再被凍得打哆嗦；飛行腰帶上懸掛著各類物品，使用起來更加方便……
（王燕崎：1983年入伍，現為成空航空兵某團團長。曾榮立二等功兩次，空軍飛行人員金質、銀質獎章各一次。）
“軍服讓我在世界面前完美亮相”
■譚善愛
成為一名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軍官，代表祖國和人民在香港添馬艦軍營與英軍進行香港防務交接，是我人生最大的幸運。
記得剛領到駐港部隊軍服的時候，我就情不自禁地被它吸引了。那淺綠色的襯衣、黑色的領帶、淺黃帶灰的衣褲再佩上銀燕形狀的軍銜標誌，顯得那麼得體和諧。穿上這套從裏到外透著時代氣息和銳不可當氣勢的軍服，照照鏡子，我覺得自己仿佛變了一個人。
受領與英軍進行防務交接的任務後，我心想：“全球都在關注這件事，一定要做個完美的亮相！”我把軍裝仔仔細細地檢查了一遍，大到每一件配飾，小到一個線頭。衣服熨了三四次，褲縫又直又挺；皮鞋擦了又擦，光鞋油就用了半管；連綬帶也整了好幾回。
1997年6月30日23點50分至7月1日零時零分零秒，我就是以這身裝束，開始與英方指揮官艾利斯中校交接防務。我用洪亮的聲音對他說：“我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接管軍營。你們可以下崗，我們上崗。祝你們一路平安！”當時，我心底湧上了一種從未有過的豪情。
第二天，報紙上到處都是對我們新軍服的評價：“真是‘人靠衣裳馬靠鞍’，新軍服一穿，精神多了！”“駐港部隊的軍服就是有層次，這才與我們的大國地位相符合。”我想，正是這身漂亮的軍服，讓我在世界面前完美亮相，讓外國人看到我們中國軍隊的強大威武，讓香港同胞對駐港部隊有了好感、對香港的未來充滿希望。
如今，我已經轉業離開了部隊。但每每想念部隊的時候，我就會穿上珍藏的那身97式軍服，回憶起那雖然短暫卻意義重大的10分鐘。
（譚善愛：1983年入伍，先後在駐港、駐澳部隊工作，歷任排長、連長、參謀、駐澳部隊珠海基地副主任。現為深圳保安區派出所民警。）
“我們成為中國海軍的‘名片’”
■宋天新
海軍軍樂團已隨中國海軍艦艇編隊跨越了五大洲四大洋，遍訪40多個國家，行程30多萬海裏。每當我們又一次贏得外國友人的熱情讚美時，大家都會這樣感慨：當激昂的軍樂和漂亮的軍服二者合而為一時，生髮出的感染力、震撼力真是令人驚訝。
2002年，我海軍艦艇編隊進行環球出訪。剛到第一個被訪國新加坡，就下起了大雨。此時，編隊即將到港，我們全體軍樂團團員正在指定地點站坡，嶄新禮服被雨水澆透了不說，更糟的是恰好站在了煙囪下面，黑色的濃煙被雨水裹挾成了黑雨，密密麻麻地落在了潔白的禮服上。歡迎儀式結束後，我們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清洗禮服。其實當時我們的淡水供給很有限，根本沒有多餘的水來洗衣服。可我們寧可節約洗臉水、飲用水，也要保持軍容嚴整。
2006年，我們受美國太平洋艦隊軍樂團邀請到營地進行業務交流。在十字形花園中心廣場的演奏剛剛結束，美軍的演奏員就走上前來，直盯著我們身上潔白的禮服。詢問翻譯才知道，他們早就看上了我們軍服上漂亮的綬帶、勳章和臂章，還說真羡慕我們有這麼帥氣十足的軍裝。聽了這話，大家心裏都美滋滋的。
在我們看來，禮服不僅是為演出而設計的軍裝，在它上面更多地凝聚著祖國的尊嚴、軍隊的榮譽。我們穿著演出禮服的身影已經成為一張中國海軍軍人群體的“名片”，鮮明地印記在世界各國人民的腦海裏。這一身軍裝，讓世界看到了祖國的繁榮富強，看到了中國軍隊的發展壯大，看到了中國軍人的精神風貌。
（宋天新：1995年入伍，四級士官，海軍軍樂團歌手兼打擊樂手，曾隨艦出訪過20多個國家和地區，三次榮立三等功。）（來源：解放軍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