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的實質同樣是在蔑視著中國。日本與東南亞有關國家是美國手中舞向中國的一柄柄“短劍”。但中國如何根本性地改變這種受制於美國布局的被動情勢，關鍵取決於能否理性地汲取包括美國、日本在內各國治國理政優勢果決地改革圖強。
日本鄰居於中國，日本的崛起卻恰是因中國的失責於教化。日本自秦漢時期便不斷遣使西學中國，隋唐時期長期輪番派出“遣隋使”、“遣唐使”研習中國文化與治國理政經驗，甚至於全面仿照中國確立了天皇制。但自19世紀中葉以後，遭受西方入侵的日本充分認識到中國儒老哲學之於國家治理的局限，轉而西學歐洲，進而全面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西方社會主義思潮也是率先早於中國近半個世紀導入日本，《共產黨宣言》正是陳望道於1919年從日本留學回國帶回翻譯出版的。日本西學歐美圖強的歷史條件，正是中國“榜樣”於日本的無力。且不再去說歷史，僅日本二戰後的迅速重新崛起，就中日二國地理位置、國土面積、人口數量的簡單比較，之於日本當下經濟和軍事實力與國家自信心而言，中國應當感到羞愧和恥辱。然而，所有這些的國家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長期沒有找到並確立理性發展的國家秩序。“三人行必有我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知恥而後勇”這樣一些光忙四射的社會治理經典，中國長期以來沒有被有效地應用之於國家決策層面。
中華民族的圖強，須從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坎裡開始。國家絕非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國家就是每一個人，每一個人就是國家。國家的責任絕非在於某一個人或集團，而在於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奮發效力。沒有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全面市場運作機制的徹底確立因而充分激發全民族創造能力以圖國家的根本性強盛，中國要有效地瓦解美國的合力圍堵，只能是那些沒有真正國家危機與責任意識的屍位素餐者們的主觀願望而已。但苦的是老百姓的內心。目前，中國仍然在無謂地大量浪費著國家的發展機遇與民眾的創造潛能。
中國正在迎來催生民族成長的快速發展時期，所處巨大外來壓力，正是中華民族鳳凰涅槃的陣陣戰鼓。中國的發展，應當遵循國內改革宜深，外交應對宜儒，謀篇布局宜遠，行為動作宜捷的方略，並本著“堅強處下，柔弱處上”的長遠謀略，不激不隨地理性前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