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3日電／《光明日報》報道，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體現出中國經濟領跑世界的盛世氣象，那麼中國的戲劇影視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並分享著盛世文化的風貌。導演作為戲劇影視界別的核心領軍人物，如何在作品如林、魚龍混雜的諸侯大戰中沉潛下來，嚴肅地思考時代的道義和自身的責任，不僅用作品而且還要用著述確立自身的美學內蘊和理論品格，從而實現中國導演學派的盛世崛起，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嚴肅話題。
換言之，盛世時期的各界導演們除了實踐較勤、作品較多、收益較豐之外，在理論形成、學派建樹和體系建構方面，不僅與國外的名導演們距離頗大，甚至與我國古代、民國時期和新中國的前半個世紀的導演們差距也不小。可是，如果導演都不能成為文藝界的思想家和理論家的話，思之不深，傳之也未必久遠。
戲曲導演風塵僕僕應接不暇，忙於實踐無暇理論
在戲曲話劇界，導演們的焦慮日漸加深。橫跨戲曲話劇與歌劇等界別的陳薪伊導演著急地呼籲說：我們自身作為導演太忙，沒有精力甚至也沒有理論準備，去總結出中國戲曲的系統規律來。希望國戲能夠派出青年教師，跟著我們在京劇的排練場上去記錄整理、分析總結，至少也可以留下一份探索的資料。
同樣，謝平安導演近些年來分外努力，他先後導演過《變臉》、《潘金蓮》等30多個劇種的約60台劇目，每年都幾乎是在馬不停蹄地穿梭奔走在各大劇團中。石玉昆導演也是不斷行走在不同的戲曲劇種乃至電視劇中，在《駱駝祥子》、《成敗蕭何》等約50個作品中指揮若定。曹其敬導演的《徽州女人》、《典妻》和上昆版《長生殿》等諸多名劇，都使之即使在戲曲界別也風塵僕僕，應接不暇。楊小青導演的《陸游與唐婉》、《西廂記》等諸多名劇，都是具備經典意義的舞台呈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