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華法案廢除，華人參政生態變遷 (1950～1980)
1943年12月頒布的《麥諾森法案》正式廢除了所有排華法案，給予已經在美居住的華人歸化為美國公民的權利。1946年，來自廣東的鄧悅寧參選亞利桑那州眾議員獲勝，成為第一個非美國出生而當選為美國州議員的華人。鄧的參選成功，有華裔地位改善的原因，更與他個人經歷相關。
早在中學時期，鄧悅寧就利用為州長夫婦當管家的機會學習英文，與州長討論政治問題，熟悉政治常識及辯論方法。在一開始競選眾議員失利後，他認識到只有精通法律，才有資格去參政議政，所以又花了三年時間攻讀法律學位， 成為當時全美僅有的八位華裔律師之一。正因為有這樣的經歷和學歷，他才能成功當選，並在任上推動修改移民法案，使得美國移民局在1952年取消了華僑入境時必須接受禁閉審查的不人道的移民手續，並准許華人申請攜配偶入境。
對於很多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華人而言，二戰時期的從軍經歷使他們走出唐人街，促進了他們的身份認同，並對被父母灌輸的價值觀提出質疑，從而在心理上完成了從“中國人”到“華裔美國人”的轉變。這種轉變使他們參政從政時少有傳統歷史文化的包袱。如1959年當選第一位華裔聯邦參議員的鄺友良就曾在美國陸軍航空隊擔任少校軍法官。他在任內推動各項民權法案，保障少數族裔的投票權，使亞裔享有和其他族裔同等的移民配額。
二戰後的國際政治變化進一步促成了這種認同上的轉變。由於中國內戰、朝鮮戰爭以及東西方冷戰所帶來的美中交惡，在美國出生的華人(ABC)發現去祖籍國謀生已不再具有可行性，“同化”變成了一個更有吸引力的選擇。1949年的塔霍湖華人青年夏季會議參會者敦促年輕一代不僅離開唐人街，而且徹底放棄中國傳統。
相比這些土生土長的華裔，1940年代來到美國的近5000名中國留學生則面臨著去留的抉擇。其中，超過1000人響應號召回去建設新中國，後來則有很多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有的甚至家破人亡。但那些選擇留下來的人至少一開始也並不幸運多少。著名美籍華裔政治學家鄒讜(中山大學第一任校長國民黨元老鄒魯之子)1951年拿到政治學博士學位後，有四年時間找不到正式工作。用他的話說，後來是因為運氣好才回到芝加哥大學任教。
其實，在麥卡錫主義甚囂塵上的時代，何止中國留學生，所有華人社區都因為華人“看上去”像外國人以及他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可能聯繫而受到懷疑和監控。在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氛圍下，許多華人都只顧埋頭從事經濟、文化和科技事務，不願過問政治。
不僅如此，這一時期華人政治上的分裂取代了二戰時的團結。國共內戰使得華人社區分裂為親國民黨(台灣)與親共產黨(中國大陸)兩個陣營，這種分裂影響深遠。在類似白色恐怖的政治氛圍下，唐人街的營業收入銳減、商鋪關門，開始走向衰落，年輕一代也開始離開老舊的唐人街到郊區的白人社區居住。
受美國民權運動和越戰的影響，新一代“ABC”們開始重新關注華人社區，特別是針對ABC和新移民的歧視問題。1968年在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就讀的亞裔學生罷課，不僅促成了全美第一間少數族裔研究學院的誕生，也標誌著亞裔美國人政治運動的開始。還有一部分ABC不僅關注華人問題，而且腳踏實地走上更廣泛的政治舞台。加州政壇常青樹、第二代華裔江月桂女士就是這樣一位典範。1974年她以壓倒性的300多萬票當選為加州州務卿，不但是加州史上第一位華裔州務卿，更是第一位女性州務卿。
整個六七十年代，隨著大批台灣留學生的到來，在美國的唐人街華人間的文化衝突進一步擴大。
1965年，約翰遜總統簽署《哈特-塞勒法案》，規定未來的移民政策不再有種族歧視，而以技術和家庭團聚為根本。這一法案對華人社區規模的擴張影響甚巨。台灣當時來的留學生中差不多有3／4留在美國。美國華人數量與1960年的24萬相比，增長了近兩倍。由於當時的國民黨當局通過特務滲透校園監視台灣留學生， 甚至以金錢收買學生去收集其他學生的活動報告，大部分留學生都不敢從事政治活動。
少有的一個例外是1970年開始的帶有鮮明愛國主義色彩的保釣運動。普林斯頓大學的台灣留學生率先打破沉默，發表聲明譴責美日相互勾結圖謀侵佔中國領土釣魚島，號召中國人團結起來，保衛國家領土和主權。美國各地的中國留學生紛紛響應，在不到一年內，建立了數十個“保衛釣魚島行動委員會”，出版了大量保釣刊物，並在全美組織了幾次上千人參加的大規模遊行示威。
保釣運動的一個結果是，台灣留學生中漸漸形成親北京的左派陣營和傾向台北的右派陣營。還有一些人既不選擇共產黨、更失望於國民黨，屬於中間派。左派人士中，據報道有80多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持中國護照到聯合國擔任翻譯。其中的花俊雄，自1993年後長期擔任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領導組織了不少反獨促統的遊行示威。
華人參政的多元化時代 (1980～2000)
伴隨著上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的風起雲湧，華人的就業環境到了1980年代已顯著改善。更多的華人進入美國主流社會，在美國的身份從最初的“三把刀”(菜刀、剪刀、理髮刀)，轉變為“三師”(律師、醫師、工程師)，並開始有更多人成為企業家、科學家。他們對美國夢的期望也水漲船高。
然而，在職場上妨礙華裔取得進一步成功的天花板仍未打破。在其他族裔眼中，雖然華人聰明勤勞，但對政治權力和擔任管理職務缺乏興趣。針對華人的種族歧視雖然大幅減少，但並未消失。
1982年的一項研究發現，亞裔學生要比白人學生學術才能測驗(SAT)平均成績高出112分才能被哈佛錄取。一旦美國經濟低迷，華人往往成為種族仇恨的目標。1982年，正當日本人搶走美國就業機會的言論甚囂塵上之時，年僅27歲的陳果仁在底特律被兩名白人工人誤認為日本人毆打致死。兩凶手雖然被捕起訴，但被定輕罪，並且很快被釋放。華人通過這件事認識到只要他們看上去像亞裔，他們也可能有同樣的遭遇。這件慘案引起了美國全面的泛亞裔運動，來自不同國家的亞裔移民，首次聯合起來推動亞裔權益。
同時，華人也意識到，要捍衛他們的利益，也必須在政府中有自己的聲音。用江月桂的話來說就是“進入政界是保障我們未來最好的辦法”。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ABC或有著留學生背景的華人出來競選公職。例如，1979年鄧達明當選亞利桑那州皮奧利亞(Peoria)市市長；1982年，駱家輝獲選成為華盛頓州眾議院議員；1983年，加州蒙特利公園市有了第一位華裔女市長陳李宛若；1984年吳仙標當選特拉華州副州長；1987年加州希瑞都市迎來了華裔市長黃錦波。
華人也開始到美國聯邦政府行政部門擔任要職。1988月，趙小蘭被里根總統任命為聯邦海事委員會主席。駱家輝是華人中另一顆耀眼的政治明星，1993年他擊敗競選對手成為華盛頓州金郡(縣)的第一位華裔郡長，1997年至2005年擔任華盛頓州州長，為全美首位華裔州長。2009年他成為美國聯邦商務部長，四年後更成為史上首位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華裔。趙小蘭女士1991年初擔任由美國聯邦政府管理的志願者組織和平隊隊長。2001年被小布什總統任命為為勞工部長，是美國內閣中首位亞裔女性、第一位華裔部長。她的夫婿密契·麥康諾是聯邦參議員，2007年後一直擔任共和黨參議院領袖。
隨著1979年美中建交，來自大陸的移民顯著增加。到1980年代末，有8萬多大陸學生、學者到達美國。1992年，美國政府通過法案給予所有在1990年4月11日之前抵達美國的中國公民永久居留權，從而促發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華人學者移民潮。他們取得美國公民身份後，又可以申請直系親屬移民。
這批“新移民”理論上還包括那些通過“蛇頭”偷渡而來和通過旅遊簽證入境美國但逾期不歸(即所謂“黑下來”)的“無正式文件的”移民。這些來自不同地區、社會經濟背景迥異的新移民，在特定問題上的政治態度也會不一致甚至大相徑庭。對於美國人來說，華人社團組織與參與的不同政治傾向的活動，不過是紐約這個多元文化萬花筒中的一個碎片。
美國人口統計局2013年的調查發現，超過一半的華裔都在管理、商業、科學和藝術創作等較高收入的行業。但他們參與美國政治的熱情都不高。比如，持有H1-B簽證的大陸人士在申請永久居留的過程中如果遇到來自雇主的刁難或官僚機構的低效，只有極小一部分人會起來維護自身權益。與其他亞裔相比，華人也更多依賴非主流的中文媒體作為日常新聞資訊的來源。但他們一直很關注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發展。
華人對祖國發展和政治的關注也進一步塑造了華人作為“他者”游離於主流社會的形象。在美中關係出現變數的時候，華人往往會被認為缺乏對美國的政治忠誠而受到特別“關照”。一個崛起的中國在成為美國重要經貿夥伴的同時也被當作美國最強大的競爭對手。
1999年共和黨眾議員考克斯發布了一份長達700頁的報告，指責中國竊取美國核武器機密。在“高科技黃禍”論中，來自台灣的、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工作的華人科學家李文和被指控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竊取了關於美國核武庫的機密。調查人員承認沒有找到李文和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但在沒有判決的情況下將他隔離拘押了9 個月，在拘押期鐐銬相加。這一案件在美國鬧得沸沸揚揚，整個華人社區聽到美國政府官員公開承認使用“種族定性”作為調查李文和案的手段時都極為震驚。最終對李文和的幾乎所有指控被撤銷，負責此案審理的聯邦法官宣布判決時向李文和道歉。
李的遭遇引發華人在2002年推動萬人簽名運動要求為李文和恢復名譽。但李案只不過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將美國社會存在的對華人的隱形歧視顯現出來。這種歧視對華人參政從政造成很大困擾。
特拉華州華人副州長吳仙標為該州帶來中國投資，卻被扣上“出賣美國”的帽子，被迫退出1988年聯邦參議員選舉。1998年，第四代華裔加州財長鄺傑靈(江月桂之子)競選聯邦參議員時，就被記者問到如果美中開戰他會支持哪一方。2001年，出生於台灣的美國首位華裔眾議員吳振偉前往美國能源部大樓演講時，遭到警衛根據其華人面孔反覆質問是否是美國公民。類似的遭遇使得華人不得不仰天長嘆：我們還要經歷多少考驗才能被當作“真正”的美國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