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商務部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10月份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環比大降5.7，跌至47.7。歐盟的商品零售額也連續多月持續下降，歐盟國家的居民儲蓄率不斷上升，消費支出進一步減少。日本家庭消費支出雖同比增加1％，但當月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卻同比減少0.4％，連續4個月出現下降。
消費者對於未來收入的預期仍然非常悲觀，這一情緒很可能導致他們在年底消費旺季緊縮開支。
李晶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信貸消費模式、信貸刺激、非理性消費在2007年走到盡頭，金融危機後機構和家庭的資產負債去杠杆化，使2007年的消費峰值不可在幾年內回歸。
新興國家可以替代嗎？
全世界的需求在減少的話，新興國家可以替代嗎？
在經歷了危機之後，中美兩國正努力轉變各自經濟發展方式。美方將實行經濟的“去杠杆化”，即提高國民儲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降低負債；中方會繼續擴大內需，消化過剩的產能，改善經濟體內部結構，從長期依賴出口和投資的經濟增長模式逐漸轉型。
然而，截至今年6月份，20國集團成員為應對危機而承諾的各類經濟刺激計劃涉及的資金總規模已經接近12萬億美元。這些措施雖然在很短時間內帶動全球經濟反彈，但這種反彈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驅動型”，作為經濟持續復甦的動力，個人消費並未得到有效恢復，全球經濟復甦仍然缺乏“內生性”。“中國貿易的順差很大，中國政府應該刺激國內需求，減少對出口的依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16日晚上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中作出上述呼籲。
卡恩說，危機後這種貿易均衡也會產生新的問題。如果美國的儲蓄率提高，消費降低，而美國經濟占全球經濟的23％－26％，美國消費較少，誰的消費增加才能帶來全球經濟的增長。新興國家可以替代嗎？我們知道，消費更大，增長也更大，中國經濟在過去10年甚至更長時間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賴出口。全球經濟的平衡，中國就會減少出口，刺激內需，這實際上很難，過程也會很長。卡恩表示，對於中國來說，這是好的做法。中國需要由依賴出口轉為依賴國內消費。當然，這不是說中國不需要不出口，而是平衡國內和出口的平衡，就像水是一種自然的平衡，其實我覺得中國是可以做得到的。
摩根士丹利大中華區經濟學家王慶持相似觀點。
王慶認為，“中國消費不足”被誇大。從國際範疇來看，中國的“消費不足”指中國作為消費國對於全球經濟的貢獻遠低於其作為生產國的貢獻。具體而言，“過度消費”使美國成了一個個人消費總額高達10 萬億美元的經濟體，而“消費不足”則使中國成為一個個人消費總額僅為1.6萬億美元的經濟體。如果美國消費者不再花錢，則對於其他國家的負面影響將會過於嚴重，中國消費者無論如何都無法發揮有效的作用來抵消這一影響。
2018年中國消費貢獻超美國？
但王慶認為，在全球背景下中國個人消費的絕對水平卻極為強勁。
王慶做出如下假設：下一個10年，美國名義 G D P增長為年均4.5％，中國的名義GDP增長為年均11％，人民幣對美元每年平均升值3.5％；此外，假設兩國的個人消費增長分別與其總體GDP增長保持同步，且美國的“過度消費”和中國的“消費不足”現象均得到糾正，按照以上假設，以美元計價的中國名義個人消費（包括商品和服務）每年將高出美國9.5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到2018年，中國對全球可交易商品和服務的新增貢獻將超過美國。屆時中國的年個人消費總額將達到5.8萬億美元（按2008年美元價格計算），占美國總消費支出的40％，而2008年，這一比例僅為16％。
儘管有強勁的增長，但離不開完善的保障制度為前提。
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史蒂芬.羅奇認為，要真正驅動舊模式到新模式的轉軌，有三大政策或要素是中國所必須採取的。
第一條是建設安全網，特別是大規模的資金的支持，在中國建立起全國性的社會保障體系、醫療保障體系、失業保險等等。最重要的就是私人的養老保險。第二點，必須對中國農村家庭進行大規模的收入方面的支持。第三點，中國必須拿出一個宏偉的發展藍圖，大張旗鼓地對消費產品的發展、對消費者的服務方面在“十二五計劃”中有所體現。
央行副行長朱民贊同羅奇的觀點。他列舉一組數據表明居民儲蓄並不高。中國居民儲蓄在過去20年裡是19.6％，今天還是 19.6％，中國政府的儲蓄20年前是4.7％，今天是8.6％，公司的儲蓄從20年前的7.8％漲到今天18.5％。很顯然儲蓄的增加是公司儲蓄為主的增加。
也就是說，一直被提及的靠內需拉動中國經濟增長，事實上，居民並不富裕。那麼，中國要調整增長模式，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推上了最前端，保障居民的財產性收入與日俱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