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生活周刊：前段時間上海港機公司的“振華4號”就成功地抵禦了海盜襲擊，它們的經驗有推廣價值嗎？
局成志：我認為“振華4號”的案例有代表意義，但沒有普遍性。
我是在“振華4號”遇襲1個多小時後得知這一情況的，從當日13點30分左右到17點30分左右參與了後方指揮工作。“振華4號”是一艘經過改造的、運送集裝箱門機的船舶，船速為9節（注：1節＝1海裡／小時），比較慢。幹舷（注：船舶航運中的專用名詞，是指船舶在載重運輸時應當預留的載重噸位，距離是重載時從水平面到甲板的尺寸）為5米，很低。這使得海盜比較容易登上甲板。
“振華4號”的成功客觀來說有多方面因素。一是本身的努力，船長正確指揮，船員努力配合，形成團隊，採取了有效措施。另一方面，“振華4號”的船體結構十分特殊，整個船體中間是很長的甲板——一般船只不會如此，在船尾則有很高的生活區，從甲板到生活區需要通過兩個梯子。船員們在遇襲後集中在生活區並把梯子卸掉，占據了居高臨下的優勢，用土炸彈和高壓水槍將海盜限制在甲板的另一端。
該船一直和後方保持密切聯繫，通過海事衛星5分鐘通話一次，使後方對船上的動態都很清楚，能够有效指揮。
我認為“振華4號”的脫身，不僅是依靠船員的力量，如果當時沒有軍艦、飛機及時到達，很難說結果如何。遇襲最初，船長與馬來西亞吉隆坡的反海盜中心取得了聯繫，協調了一架直升機，擊沉了一艘海盜船，並把“振華4號”甲板上的海盜逼到了角落。但20分鐘後直升機沒有油料補給只能返航，我們後方接到信息的時候，飛機已經返航了。我們再次緊急聯繫反海盜中心，幸運的是，附近海域有一艘馬來西亞軍艦，一個半小時到兩小時可以趕到出事海域。而另外派出的直升機在半小時內也可以到達。
這半個小時是一個雙方僵持的時間，對於“振華4號”來說很艱難。整個過程中，我們總體的政策還是把保護船員的生命放在首位，有周旋的餘地就周旋，實在不行，還是以保證船員生命安全為第一要務。我們問船長：“你還有沒有能力堅持下去？”船長聽說飛機還要來，心裡也比較有底，他說：“半個小時還可以。”
直升機和軍艦的及時趕到對海盜形成了有效的威懾，再加上船上的對峙，“狹路相逢勇者勝”，海盜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了劫船。因此派出軍艦護航是抵禦海盜的最有效舉措。
護航中的“軍民合作，軍政合作”
三聯生活周刊：中國這一次派軍艦護航引起了很大關注，請您透露一下整個護航計劃是如何產生的？
局成志：2008年9月份時海盜比較猖獗，到10月份，我國多家大的海運公司感到壓力太大，面對海盜威脅，他們除了繼續堅持航運別無選擇——否則不但違反合同，自己的航運份額就會被別人搶掉。於是各海運公司紛紛告急，提出請求政府盡快派軍艦為商船護航。
我們提出這個事情後，引起各方面的重視。交通運輸部、外交部、軍方等部門和一些專家反覆研究，因為這不是一個簡單舉措，關係到能力、補給、國際法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大家對此事的嚴重性和緊迫性都有一致認識。
三聯生活周刊：交通運輸部在整個護航過程中的角色是什麼？
局成志：從機制上講，這次護航以海軍指揮為主，交通運輸部協同配合海軍。這次護航最大的特點是“軍民合作，軍政合作”，實施有效護航，必須保證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一個比較順暢、高效的指揮系統。這個指揮系統不是單向指揮的模式，而是交通運輸部與海軍、海軍與軍艦、軍艦與商船、商船與交通運輸部形成了一個循環的信息鏈。
這次護航，我們遵循自願申請原則，大陸的船舶提前7天向中國船東協會提交申請，由中國船東協會匯總並提交給交通運輸部。香港、澳門的船只可以通過兩地海事局向國家海事局提交申請。我們的護航範圍當然也包括台灣船舶，由海協會與海基會協商並向中國海上搜救中心提出申請。
交通運輸部收到船舶申請信息後舉行協商會議，對船舶能力等各方面信息進行分析，向海軍提供護航建議。在海軍指揮部確定最終護航方案後，由交通運輸部來通知調度船舶，讓船舶在指定時間趕到指定海區。船舶調度上的工作是很細致的。慢的船需要加速，快的船需要減速，而不能在軍艦未到達時提前駛入危險區域等候。同時還需要考慮蘇伊士運河的問題，因為蘇伊士運河的閘口是定點開放的。
技術設備方面，我們採取了世界上最先進的通訊手段——船舶動態跟蹤系統。交通運輸部有海事衛星地面站，只要護航信息確定，就立刻可以全方位跟蹤這條船，並且可以視頻聯繫。我們還為此開發了一套新軟件。
從第一次護航的實際情況看，效果不錯。我敢說大的方面不存在什麼問題，只是在操作上還需要進一步磨合和完善。此外，需要強調的是，並不是有了軍艦護航就萬事大吉。該海域長550海裡，也就是1020公里，海區太大，軍艦並不是全都照顧得到。所以，繼續做好船舶的自防自救工作仍然是必要的。
三聯生活周刊：您如何看待這次護航的意義？
局成志：美國人有個論調：“長年以來，中國在海外的經濟利益是由別人來保護的，現在中國是負責任的大國，自己來保護自己的商船了。”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我經辦了整個護航事件，對整個過程非常了解。改革開放給我們政府帶來了許多啓示，服務型政府應該做些什麼，這是個很好的例子。
我國作為一個經濟發展迅速的大國，要和其他國家打交道，進行貿易，從長遠看，政府必須建立維護我國海外經濟安全利益的長效機制。索馬里護航不應當只是一個短時期的單獨事件，而應該將這樣的事件做長遠考慮、常態考慮。
我認為這次中國派出軍艦為我商船護航給我們帶來了新概念：作為政府，為了保證我國船舶能在海外正常從事海上運輸，面對一些突發性情況，應當參照國際通行的做法，採取更加有效的措施。這是一個思路上的轉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