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訊╱題：中國崛起與國家統一的外部環境 作者：李義虎（北京），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中國崛起，即中國成為經濟高度發達、政治體制效能優越和國家完全統一的現代化強國，無疑是近現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的首要目標，也是近現代以來中國社會的主題。根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進程特徵，其中又可分為實現完全現代化和完成國家完全統一兩大分解性目標或分解性主題。這兩大目標和主題相輔相成，互為條件。由於中國在邁入現代化過程的開局，即接連遭受外國列強的侵略和欺壓，所以，這兩大目標和主題曾出現過錯位現象，學者們將之稱為“雙重的主題變奏”。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救亡一度壓倒了現代化，維護國家主權和國家統一的任務顯得比實現現代化來得更為迫切。從日俄戰爭（它侵犯了中國的部分領土）、中日甲午戰爭到抗日戰爭，中國投入了相當大的國家力量和資源來對外禦辱；冷戰時期，中國亦受到來自兩個超級大國的政治壓力。就此而言，中國自身所面臨的兩大目標和主題始終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和制約。只有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才開始真正具備了解決兩大目標和主題關係的充分的內在條件與外部環境。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現代化建設成為國家的中心任務，或者叫“第一要務”；國家統一則成為現代化過程中國家所要完成的另一個重要任務。現在，就完成這兩個任務的基本條件而言，我們面臨著中國崛起與國家統一外部環境之間相互關係的處理。
中國崛起與國家統一的關係：時間因素
根據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要講話，從現在起到2050年，實現中華民族的全面振興是中國在21世紀的歷史性任務。所謂中華民族的全面振興實際上就是中國崛起的意思。這裏面不僅有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設計，而且有國家發展進程的規劃和時間的限定。這裏所強調的，是完成中國崛起目標與實現國家統一的時間因素。
實際上，崛起的概念與發展經濟學中所談到的起飛概念一樣，同樣是有時間因素的。按照羅斯托著名的起飛學說，起飛是那些落後的國家或地區在短時間內完成的從傳統社會到現代化社會的轉型。如果要經歷比較長的時間，比如說經歷100年的時間，那麼即使能夠完成從傳統社會到現代化社會的轉變，也不能叫起飛。而只有在相對短的時間裏完成這種轉變，才能稱得上是起飛。在內涵上，崛起的概念與起飛的概念相比，有著相同之處，也有著不同之處。不同之處是崛起處在完成現代化的終點上，而起飛則處在走入現代化的起點上；換言之，崛起必須是完成全部起飛過程之後的事實。另一方面，崛起和起飛的相同之處是，二者都有嚴格的時間限制。只有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完成全部現代化的任務，才能算得上是崛起。以此觀之，2050年完成中華民族的全面振興，這裏面有嚴格的時間限定，能夠在此時間內達成所設定的目標，應該算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的崛起。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國家統一目標的時間因素問題。在十六大報告中，這一問題也有充分的論述，並且在其序言部分它就被列為21世紀中國所要完成的三大歷史任務之一。這正好與實現中華民族全面振興的戰略目標相當一致，自然算是中華民族全面振興的基本內容之一，也應該在時間上相當吻合。也就是說，中國的國家統一與中華民族的全面振興或崛起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前者是後者的文中應有之義。如果設想到了2050年所謂中華民族的全面振興實現了，或者說中國真的崛起了，但大陸與台灣仍然處於分離的狀態，也就是說中國的國家統一目標仍然沒有完成，那就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全面振興或者崛起。因為中國儘管在許多經濟、社會指標上達到了21世紀初所設定的戰略目標，但如果屆時中國連自己的國家統一問題都沒有辦法和能力解決，中國的現代化強國地位便會很少有人會予以承認。
就目前而言，雖然我們不可能象香港、澳門回歸那樣在天安門廣場豎立一塊倒計時的牌子，大家一塊做倒計時的遊戲，但中國的國家統一決不是沒有時間概念的事情。這樣說是因為：一是台灣問題的解決確實有其特殊的複雜性，或者說確實有其比解決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更為特殊的複雜性。因此，現在就圈定解決台灣問題的時間表，顯然是不太現實的。但是，不硬性設定所謂時間表並不意味著無須強調時間因素，台灣問題的解決和實現國家統一目標，仍然是有時間限制的，它至少不能拖到中華民族實現全面振興或崛起之後；二是台灣問題的解決，即國家統一的最後完成，存在著更為複雜的外部環境制約，特別是需要面對中國崛起後所帶來的外部環境的顯著變化。因此，我們必須審視台灣問題解決和完成國家統一現在就具有的外部環境問題，也必須審視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外部環境的變化問題。
中國崛起對國家統一外部環境的影響：新的空間因素
探討國家統一的外部環境的著述甚多，這裏所著重探討的是中國崛起對國家統一的外部環境及其變化的影響。這樣做，一是要以我為主地看待國家統一的外部環境問題，二是要始終把國家統一的外部環境看成是一種必然存在著的動態過程。
在論述國家統一的外部環境時，人們較多地以其他相關各方的因素作為考慮的重點，而較少以中國自己的因素為觀察指標。例如，不少人把美國因素或中美關係看成是國家統一外部環境中最大的制約因素。實際上，中國自己才是國家統一進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其中中國崛起的事實已經是影響國家統一進程的最基本要件。中國是否能夠崛起，不僅關乎中國自己的綜合實力和地位如何，也關乎國家統一過程的進展和速度，還關乎到外部環境的變化。雖然從一個方面來講，中國崛起是帶有內部性質的問題；但從另一方面來講，中國崛起也是一個會引起國家統一外部環境變化的直接的重要因素。因為中國的變化本身就是一種國際關係的結構性和格局性的變化。由於中國是與美、俄等大國實力檔次相當的大國，它的任何變化，無論在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上，還是在國際格局方面，都會自然引發一系列結構性的後果，中國實現國家統一目標的外部環境也自然會相應發生重大變化。雖然有人可能認為，中國的崛起尚處在進行之中，還沒有達到完成崛起的終點，因此現在談論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外部環境的變化問題，為時尚早。
中國現在採取的是維持國際社會現狀的政策，並不直接挑戰美國和西方自1945年以來所建立的國際秩序。所以，中國的崛起不會帶來中國實現國家統一時的外部環境的實質性變化；儘管中國走入了崛起的過程，但它實際上希望儘量避免出現過去曾經有過的“霸權國-挑戰國”的循環模式，因而不會重複出現過去那種因“霸權國-挑戰國”相互關係變動或位置互換所引起的結構性震盪。但是，不管怎麼說，中國的崛起與歐盟的崛起、俄羅斯的復興和美國的衰落一樣，都是國際關係中的重大結構性變換，在影響全球力量佈局上具有同等的含義。因此，應該說，中國已經發生的崛起事實在本質上是一種誰也無法回避的結構性的變遷過程，會導致國際格局和地緣政治的重大變化。特別是，解決台灣問題和實現國家統一的地區環境，即東亞地區的環境，肯定會因中國的崛起發生秩序的改組等結構性的變化。因此，應該把中國崛起引發的外部環境變化視為中國實現國家統一的外部環境變化的關鍵因素，也因此應該從純粹觀察外部環境的視角轉移到以我為主的視角。
另外，中國的國家統一並不是一個靜態的過程，而是一個始終處於動態的過程。正是由於中國的國家統一進程會始終伴隨著中國正在發生崛起的事實，不僅中國社會的內部在發生著不間斷的動態變化過程，而且它所面臨的外部環境也在發生著不間斷的動態變化過程。也就是說，中國在崛起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都會累積著引起外部環境動態變化的因素：
首先，在中國崛起過程中，中美關係這個影響國家統一的最大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會發生變化。中美關係會因為中國發生崛起的事實而被添加進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因素，中美相互的位置關係有可能出現移動現象。
其次，中國的崛起還會使中國與其他相關大國的關係發生重要的變化。例如，中國與俄羅斯、歐盟的關係就有可能在一種多極化的均衡中實現力量對比的轉移。
再次，中國的崛起會引起地區局勢的改觀。中國在發生崛起事實的過程中，在實現崛起的結果之後，都存在著使中國在地區關係中所能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的情況。
因此，上述幾點都是使中國實現國家統一目標的外部環境發生動態變化的所在，需要我們以動態的觀點和方法看待中國實現國家統一的外部環境問題。當然，中國的崛起也可能帶來一些不利的外部環境變化，如“中國威脅論”有可能因此而加劇，其他大國和地區內國家有可能對中國增加更多的防範心理，並採取相應的反制性措施。這種不利因素有可能投射到中國實現國家統一的進程中，從而增加對中國實現國家統一目標的阻力。但無論如何，這也需要我們以動態的觀點和方法看待中國實現國家統一的外部環境問題。
結束語
總結起來，正如事物的兩面性一樣，中國崛起對中國國家統一肯定會帶來無法回避的十分正面的和有利的影響，但也存在與之伴隨的一些不利的影響。中國的崛起意味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因而自然增加中國實現國家統一目標的能力和實力，自然會在更大程度上吸引台灣民眾對國家統一的認同感。如果中國在自己的崛起過程中，與其他大國善處關係，並善處中國崛起的後果，那麼國家統一的外部環境和條件就會出現十分有利的前景，至少這種外部環境和條件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中國與其他大國、特別是美國的關係不能善處，也不能善處中國崛起的後果，則國家統一的外部環境和條件就會出現不利的一面。因此，中國應該制定適當的國家崛起戰略和國家統一戰略，並使二者具有良性的“必要的張力”和互動關係。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6年11月號，總第10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