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於評估時，當然可以參考警方公佈數字把人數還原。但是從成本效益角度看，總效益固然重要，更重要考慮的，還是邊際效益。從反對派近期的動員努力和成果相對比，邊際效益明顯正在急速下降中。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於“公投”之前一星期，國務院發表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反對派馬上對號入座，指白皮書是針對“公投”而發表的。這撰寫經年，並且以七國語言發表的白皮書，根本不可能針對香港小小反對派的個別事件，反對派自我中心主義已經發展到接近精神病的地步。但客觀上，中央在這個時候重申“一國兩制”政策措施，清楚地亮出底線，對香港整個社會都作出沖擊，當然無可避免地會影響“公投”的反應和結果。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中，中方以附件形式簡述了“一國兩制”政策至今30年，反對派所壟斷的輿論每一天都宣傳著錯誤的“一國兩制”，而整個法律界，包括許多法官，也都像上周《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所說，以普通法，特別是聯邦制的角度去闡釋《基本法》，並且以《基本法》為他們心目中至高無上的憲法，完全漠視中央政府的存在，以及人大和《憲法》的憲制上更高地位。
在香港內部，司法部門本身是一個封閉系統，自我繁殖，上邊不認有更高的領導，卻擁有無限權力，成了一個不受任何外部監督制衡的怪胎。發展到了今天，司法部門向行政及立法擴權，兩者成了它監督制衡的對象，但不承認法官是“治港者”的構成部份，雖然“宣誓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卻不但毋須愛國愛港，甚至認為“愛國愛港”的要求會有礙司法獨立。說白了，香港的司法部門要求不單獨立於行政和立法之外，還要獨立於人大之外，獨立於中國之外。這些錯誤觀點，導致“兩制”無限擴大，並且由法院當仲裁，“一國”事實上被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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