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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對台灣“大法官解釋”制度的研究，有現實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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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
中評社╱題：台灣地區“大法官解釋”的制度沿革和計量研究 作者：游志強（武漢），武漢大學兩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博士生
台灣地區“大法官解釋”制度的文本依據是1936年5月5日國民政府制定並公佈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即“五五憲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第79條規定：“司法院有統一解釋法律命令之權。”第140條規定：“法律與憲法有無抵觸，由監察院於該法律實行後六個月內，提請司法院解釋，其詳以法律定之。”第142條規定：“憲法之解釋，由司法院為之。”這些規定被1947年公佈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沿用，“中華民國憲法”第78條、第79條第二項、第171條第二項、第173條的相關規定成為台灣地區“大法官解釋”制度的直接憲法依據。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憲法”、法律及命令的統一解釋權由台灣地區“司法院”享有。“司法院”對“憲法”、法律及命令的解釋採用解釋例的方法，予以統一編號並公告。
制度沿革：“大法官解釋”
制度的發展歷程①
關於“大法官解釋”制度的發展，1947年3月31日，台灣地區“立法院”通過“司法院組織法”，“司法院”設“大法官會議”，由九名“大法官”組成，行使解釋“憲法”並統一解釋法律、命令的職權。1947年12月25日公佈第一次修正後的“司法院組織法”，異動之處在於由十七名“大法官”組成“大法官會議”、列明成為“大法官”所應有之資格。1948年9月16日，根據“司法院組織法”，“大法官會議”通過“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規則”，作為其行使職權的基本規範。1949年，“大法官解釋”制度在台灣施行，時至今日對台灣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各項制度仍產生巨大的影響。
1957年12月13日，“立法院”通過“三讀”修正“司法院組織法”第4條、增訂第5條、第6條內容，完善“大法官”的任職資格和任期制度，對“大法官”解釋“憲法”作出程序性規定。1958年7月21日，依據“司法院組織法”第6條之規定，公佈施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對“大法官會議”解釋“憲法”、法律及命令的程序和事項以及“大法官會議”的組織、職權作了細緻規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取代“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規則”，成為“大法官”行使職權的新規範。此後，“大法官解釋”制度進入一個較為穩定的發展時期，直至1980年第三次對“司法院組織法”進行修訂，根據現實情況，對“大法官”的任職資格、“秘書處”的掌理事項作出調整，並在“司法院”下設置四個廳，分別管理民事、刑事、行政等事項，四個廳分工合作，此次“司法院組織法”的修訂還對“司法院”的組織與職權設置有了更為詳細的規範。
1992年11月20日，“司法院組織法”第四次修訂。此次修訂帶來的最大變化是“大法官會議”職權的擴大，由原來“解釋憲法並統一解釋法律命令之職權”演變為“審理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令案件，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此次修訂還有兩處地方值得注意，一是明確了“司法院”下設四個廳分別為民事廳、刑事廳、行政訴訟及懲戒廳、司法行政廳，並列舉這四個廳所掌理的事項；二是建設、完善“司法院”的職能部門，如信息管理處、秘書處、“大法官”書記處、人事處、會計處、統計處、政風處、人事審議委員會等。為了適應此次“司法院組織法”關於“大法官會議”職權的變化，1993年2月3日，“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公佈施行，取代1958年的“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與“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相比較，“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對“司法院”解釋案件的審理和政黨違憲解散案件的審理作了詳盡的規定，值得注意的變化是“大法官解釋”聲請人範圍的擴大，在原來的“中央”或地方機關、人民的基礎之上，增加了“立法委員”、“最高法院”或“行政法院”的法官。
自二十一世紀以來，“司法院組織法”又歷經四次修正。前三次修正力度不大，只是為適應時代變化而作出的調整。2001年5月23日，“司法院組織法”第五次修訂，此次修正發佈第5、11、13、15-1、18、20條條文，並增訂第15-2條條文，此次修訂增加了“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2009年和2013年的兩次修訂都只修正了個別條文。最為重要的是2015年對“司法院組織法”的第八次修訂，此次修訂歷經三年之久，將全部23個條文予以重新設計，形成22個條文。此次修訂值得注意的變化是“司法院”“大法官”人數縮減至十五人，“司法院”下設各廳、處的組織和職權設置都相應作出調整，此次修訂力度是“司法院組織法”八次修訂之最。
（見圖1）
“司法院組織法”的八次修訂對“大法官解釋”制度的發展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自1991年至2005年的七次“中華民國憲法”增修過程中涉及“大法官解釋”制度的修改也對現行“大法官解釋”制度產生了較大影響。1992年的第二次“憲法增修”過程第一次以“憲法增修條文”的形式確認了由“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大法官會議”職權擴大，這也是隨後“司法院組織法”第四次修訂的憲法依據。1997年“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次修正，將“司法院”“大法官”人數減為十五人，明確規定“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並不得連任。但並為院長、副院長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這意味著“司法院”院長、副院長的職務不受任期保障，容易隨著台灣地區“總統”的換屆選舉等原因的變化而產生變動，對台灣地區的司法獨立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2000年第六次“修憲”取消了“憲法”第81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的規定。2005年第七次“憲法增修條文”修訂，增加了“司法院”“大法官”審理“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的規定，原本屬於“國民大會”審理的“總統”、“副總統”彈劾案轉由“司法院”“大法官”審理，“司法院”的職權再次擴大。台灣地區七次“憲政改革”中明確涉及“大法官解釋”制度的有四次，雖然從條文規定的變化上看“大法官會議”解釋“憲法”、法律及命令的職權並未發生明顯的變化，但其實際職權卻在一步步擴大，由第二次“修憲”的“憲法法庭”組成到第七次“修憲”的“總統”、“副總統”彈劾案審理權，都表明“司法院”職權的擴張。實際上，“大法官會議”已經成為“憲法”爭議的仲裁者，“大法官”也彰顯出“憲法”守護者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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