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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和平崛起復興，中山先生在天之靈應該欣慰。 |
中評社╱題：由政治學眼光註釋辛亥革命的啟示及對後世的意義，作者：熊玠（美國），紐約大學終身教授
導言
辛亥革命（1911）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意義至為重大的轉捩點。一般論者均知其重要性在於終止了幾千年來的帝王統治制度、帶來了一個劃時代的現代政體。個人認為辛亥革命的意義遠不止此。從政治學的眼光來看，檢驗辛亥革命的前因後果以及滿清一代的背景，可讓我們對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有一個更深一層的認識。
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面臨西方勢力集體入侵的進犯與蹂躪，正值十九世紀清朝在經過近兩百年盛世之後而轉趨衰頹之際。一時內憂（回亂、稔匪、太平之亂）再加外患層出無窮。但清庭在面臨燃眉之急卻因種種原因（包括慈禧太后之蠻橫跋扈，但並不只此）而墨守成規，無法革新以自拔。然，朝野憂國圖存的努力，可劃歸為四大運動或方案。先後分別為（1）自強運動（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體用”倡議）；(2)改制（康梁變法）（3）緩和性民族主義（立憲派）方案；（4）革命性民族主義運動(即革命運動)。當時主張與追求革命者，以孫中山所領導的同盟會成員為主（在1911年也有部份立憲派參加）。他們在1906至1910年間發動了為求推翻滿清的九次武裝起義，均告失敗。但在1911年第十次起義，成功地奪取了武昌，然後各省先後宣告獨立。清庭命袁世凱應變調停無功、見大勢已去乃宣佈遜位。從此中國帝制朝代更替的歷史，劃上永遠的修止符。是之為辛亥革命。
如果歷史不可切斷而有其自己延綿發展之邏輯的話，那麼辛亥革命既是歷史的產物，又是為中國之未來鋪下了必然的途徑。
以下，我們要探討兩件事項。（1）清廷遲遲未能改革，究竟為何道理？我們更可以由此體察清庭遺風對未來發展的影響，包括為何某些受過西方教育的精英以後要否定傳統中國文化。（2）“民族主義”於清末因中國飽受帝國主義欺淩而抬頭騰飛後，其長遠意義及所起之作用為何？
辛亥革命前的滿清政治情況
（一）中國在清朝的政治結構情況。由於滿清是以一個少數民族征服了漢族的多數民族而成立，在1644年建立了清朝以後，長時期擔心漢人造反，故而採取了某些特殊措施。譬如全國遍佈八旗軍，駐紮險要重鎮；形同一個“衛戍政體”（garrison state）。政府設立督撫制度，雖曰滿漢共治，實則用滿人任總督以監控漢人之巡撫與州縣以及整個官僚體系（包括軍勇）。地方如有戰亂，朝廷則派欽差大臣(代表清帝)督導地方督撫應急，以確保地方官員絕對效忠於皇上。官宦之途並設迴避制，即任何人不得回歸自己省籍擔任父母官（譬如江西人不可回江西作縣令），以防私相授受。為了廣為防範漢人謀反，清庭鼓勵讀書人攢營章句小楷、講究八股文章；並以琴棋書畫打發其多餘時間等等。清庭對漢族讀書人不放心，可從清初文字獄纍纍中看出。
（二）人文現狀。滿清一朝於1644年建立之初，中國人口僅及半億（1650年代）；至1840年人口已增加八倍，達四億之多。漢人雖然可賴科舉仕途昇遷，但滿人的王爺貝勒，實為永遠的世襲統治階級；其人數之多，遠超過前此任何朝代的王室。無形背逆了歷來開科取士促成社會昇遷的精神。
（三）滿人入關之初，王族嚴然形同僧侶，紀律嚴明。殆至乾隆時期，已贓賄大獄累出無窮。和珅二十年宰相所聚斂財產八萬萬兩，超過了國庫歲入十年的總額。貪贓腐敗之風並沒有因為和珅被嘉慶皇帝處死而中斷。
（四）清廷在十九世紀面臨內憂外患之際，其延續自己之慾望遠超過革新中國之需要。何況在洪楊之亂後，更有理由拒絕革新以求自存（見下）。
洪楊之亂對清廷所起的震撼與後果
洪楊之亂（1850-1864），可說是奠定了滿清覆滅的基礎和預期辛亥革命的成功。有以下幾點，值得一提：
（1）八旗綠營相繼廢馳，已無法對付洪楊之亂。欽差大臣制度也已失去其作用。看來半壁江山已告失落。清廷不得不起用諸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漢臣，率領自己家鄉之子弟兵（湘軍、淮軍等）應戰，終將叛亂平覆。自此，漢人之權勢大增，督撫地方軍抬頭。亦造成軍隊私有制之殷始。洪楊之亂以前，清廷所設總督八人中，滿人佔2/3；漢人僅佔1/3。巡撫18人中，漢人佔2/3。但在洪楊之亂後，漢人佔總督之2/3；佔巡撫之90%。中央政府原先滿漢2比1之比率也已推翻。曾國藩、李鴻章等漢人開始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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