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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子兵法》是否須加現代的補充：“不謀政治制勝者，不足以信兵”？ |
同樣地，台灣與美國的關係也是一個“三人博弈”。本來，美國總統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發表一個聯合聲明，有關台灣部分如有疑問，應該由台灣的執政當局向美國提出。這才是一個正常的台美雙邊關係。在奧巴馬總統訪華峰會後，派遣了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博瑞光訪台，旨在安撫台灣，並以美國將繼續軍售信息來穩定台灣人心。孰料半路蹦出一個蔡英文，指手劃腳地要博瑞光解釋歐胡聯合聲明中美方附合中方“重申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究竟是包藏何心。這相當於一個外國使者訪問美國華盛頓之際，突然冒出一個在野黨領袖對這位使者指責他的政府對美國的政策出了差錯。這在美國還沒有發生過。顯然博瑞光也大吃一驚。儘管他支吾其詞，答非所問，但還是禮貌做到，沒有拒絕蔡英文的唐突質問。不過，博瑞光也因此上了一課。蔡英文雖對答案並不滿意，但她的目的已達到了。因為，她要讓博瑞光體會到原來台美關係是個“三人博弈”的局面。
台海雙方內部均具有“代溝”的現象
在分析兩岸關係與統一的前景，我們還須要參考兩岸內部均有“代溝”的問題。通常人用“代溝”一詞，多半是指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嘆之意。但我只是借用這個名詞表達一個現象。即兩岸經過六十年的分隔，由於時間的演變，大陸與台灣內部在兩岸關係（特別是統一）上的看法，有某些隔代的演變。而有的並不是一眼即能看出。可是在我們分析與瞭解問題上，不能不詳加注意。
要瞭解此一論點，必須先略為溫習一下兩岸在看法上的歷史演變。早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葉(即毛主席年代)，大陸叫囂要“解放”台灣，而在老蔣（介石）總統手下的台灣則誓言要“反攻大陸”。所以完全是個零和遊戲。以後的鄧小平與蔣經國時代，彼此雖仍然相持不讓，但不再言武力解決。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辦法，但也放言，稱台灣問題可以交由歷史解決，縱使一百年亦可以等。蔣經國嚴守他的三不政策，與大陸保持距離，但仍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1986年間他因考慮解嚴與取消黨禁，曾秘令必需在兩年期限內找到與大陸關係之“突破”。同時開放老兵去大陸探親（表面理由是經過近40年隔離，如還不讓他們還鄉探親，時間恐已不允許再拖）。其實蔣經國很有政治智慧。他已料到台灣黨禁一解除，當時的黨外即將變成明日以選票奪取政權來推動台獨的政黨。故必須在兩年之內與大陸找到“突破”（此事連蔣經國在內只有五人知道）。所以開放老兵去大陸探親，實際上是在為他所期望的“突破”放出試探性的氣球。孰料他在兩年期限到達前幾個月，即於1988年1月13日早上在護士查房後兩小時內七孔流血而亡（他的過世，至今猶是個謎。但這個謎對今日的馬英九是否是個警鐘？）。但經國先生的決定，開放老兵返大陸探親是嗣後台灣其他人都可以訪問大陸的先聲。殆至馬英九上任後再將台灣對陸客開放，乃有雙向的互訪。
在兩蔣時代，台灣內部大多數人也跟從官方立場接受“一個中國”的觀念。因此，他們自認“既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但這種看法，自李登輝遵行“兩國特殊關係論”立場而開始轉變。繼陳水扁八年明目張膽地搞“一邊一國”以來，在台灣的大眾自認為僅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的人數，不斷增加。由於兩岸互動，台灣內部氛圍如此之轉變，無形令大陸越來越著急。所以有大陸那位將軍“要爭取速決”的主張，是可以瞭解的。問題不在他的性急，而在台灣很多人的轉向。但從博弈論的“安全吊詭”（security dilemma）學理來看，大陸昇高對台強硬姿態的後果，勢將在台灣人之間製造離心力，逼使更多台灣人轉向不歸路。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這都不是用直覺看問題所能體會的。
對以上這樣的流水帳般的細說，還須要加一項重要的補充。就是台灣的輿論只在近年來，有極大朝相反方向的轉變。譬如，在李登輝時代初期，雖有國統會的表面文章，但實際上仍是忌談和大陸談判統一，更忌提出任何能與大陸談判的具體統一方案。猶憶我在1980年代末期在北京見到一級領導（包括鄧小平與楊尚昆），曾闢室密談。在兩岸統一方案一節，我也曾提出一個“大中華政合國”方案（見下）。鄧、楊二老亦極感興趣。我在1988年夏還特地將這個方案用書面提出。他們問了一個問題，即：這個方案是台灣（官方）讓你來提的、還是你自己的意見。換句話說，如是前者，北京可以接受。1988年的夏天，是經國先生去世後的半年左右，已是李登輝主政時代。我只能說我不知道台灣現今當局是否能接受。該案因此作罷。我說起這段往事，絕非為自己臉上貼金，而是要交代下面的一點。
在該年（1988）夏我訪完北京後路過台北。在一次有記者參加的由〈亞洲與世只社〉召開的座談會上，我提議台灣應該與大陸開始談判統一；並以我個人在北京接觸的經驗做出一個結論。略謂北京的領導人在統一談判上若干問題會有很大的伸縮性。孰料發表了此番言論以後，立刻受到四面八方打手群起圍剿。媒體從質問我的信譽到控訴我牽強附會、及造謠歪曲、以至“傳話”、“為匪作倀”，無奇不有。此即當年所謂的“熊玠風波”。且看今日的台灣，同樣的言論幾乎每日都有人表達。可是絕對不至成為甚麼風波。今昔相比，可見台灣輿論只對於與大陸談統一，已不再是一個禁忌了。這和一般民間想維持現狀的人數增加、與民進黨反對統一，形成一個強烈對比。這一點，也是大陸對台灣關切的朋友應該注意及之的。
再說我在1988所提“大中華政合國”方案的構想，簡單地說，就是兩岸彼此的現存兩個憲法不動，而在它們上面再加一個“帽子”憲法。統一後的政合國就叫“中國”等等。這個方案，我在“熊玠風波”過去後四年，曾略加整理介紹後刊登在1992年3月號的《海峽評論》（頁67-71）。其內容與今年（2009）8月號《中國評論》所刊登台灣大學張亞中教授的“一中三憲”文章，大體異曲同工。只是名稱有異。但更大的不同是：在1988年我的“大中華政合國”方案在台灣只有《海峽評論》敢登。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刊登後幾乎無人敢回應。而今，張亞中教授“一中三憲”的文章，在台灣已在各處起得回響。也絕對沒有造成“張亞中風波”之可能。這也是表示台灣輿論只有了積極轉型的好例證。這點也是值得大陸諸君高興的。
我說這些，用意無他，旨在提醒大家如果只看台灣主張維持現狀的人數不停增加，是不能對台灣取得一個全盤瞭解的。
結束語
我也是孫子兵法的信徒。我極同意大陸的那位將軍引用孫子“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的名句。但問題是：甚麼是“全局”？本文已舉了各種例證，表明我個人所瞭解用“全局”來探討兩岸間問題，究竟是甚麼意思。並且，還須要避免以直覺或本位主義來瞭解問題。期與大家共勉。但孫子兵法只講如何運籌帷幄在疆場得勝；並沒有講戰勝之後如何處理戰果。大陸的那位將軍，也只談了如果台海戰爭爆發，解放軍可以迅速制勝。但沒有說戰勝了台灣將何以贏得台灣的人心。何況核武器時代，縱使解放軍能將台灣夷為廢墟，又有何用？所以對孫子兵法是否還須加一個現代的補充，即“不謀政治制勝者，不足以言兵”？如何，尚須就教於讀者諸君。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0年1月號，總第14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