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和平對抗”走向“和平發展”
從鄧小平始，到江澤民、胡錦濤中國的第三代、第四代領導人，尤其胡錦濤主政後，開始將台灣問題放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和平崛起的大格局中去加以思考；提出了“和諧社會”和“兩岸和解”的新思維，超越了“統獨對決”格局，擺脫了“隨扁起舞”的迴圈，致力爭取改變認同和厚植兩岸共同利益，從做台灣民眾工作著手，不斷展現對台善意，不斷出台“惠台”措施，短短一年之中，“惠台”措施達七十多項。大陸堅持改革開放30年，終於有了豐厚的回報，奠定了強大的國力：成功舉辦了“奧運”，顯示了從“東亞病夫到東亞強國”，成功戰勝了史無前例的汶川大地震，成功抵禦了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並將這危機轉化為加速民族復興的動力。我們終於在建設一個新中國的道路上取得成功，從而間接促成2008年台灣再次實現政黨輪替，恢復了“兩會”機制化協商，重新確立了“九二共識”地位，開啟了60年來未有的“三通”新時代。“國共協商”和“國共論壇”開始發揮了“第三次國共合作”作用，兩岸從此步入了“和平發展”新時代，這是兩岸全面接觸、全面交流、全面合作的新時代，它必將孕育出一個新的兩岸關係。
2008年是兩岸關係轉折年，馬英九帶領國民黨奪回了執政權，兩岸因素開始左右台灣選情，“反中”不再成為民進黨爭取選票的不二選擇，積極改善兩岸關係反成為選民普遍要求，一個嶄新的欣欣向榮的祖國大陸大大改變了台灣民眾對大陸的認識，尤其在全球經濟危機面前，台灣只有依靠大陸走出危機，這是一個共同發展共同繁榮時代，兩岸更是只有走雙贏的合和之道才是出路。馬英九順應了這樣的歷史趨勢，使兩岸關係出現了六十年來從來沒有的大好局面。
但是過去60年中，兩岸基本處於對抗與隔絕狀態，清政府割讓台灣讓台灣民眾經歷了50年日本殘酷統治的喪家之痛，“兩蔣”與民進黨又讓台灣與祖國再次隔絕，使台灣民眾飽經離別之苦，由此造成的“台灣情節”與“台灣悲情”而萌生的“台灣人要出頭天”意識，是深刻與強烈的。以至“台獨”主張一度狂卷台灣，造成台灣近四成民眾成了“綠營”支持者，甚至陳水扁這樣貪瀆無恥，綠營支持者難以與他切割，因為要這些受過深重傷害的民眾立刻原諒國民黨和擁抱祖國大陸是艱難的。但兩岸進入“和平發展時代”，實行了“三通”，兩岸進入了大交流大合作時代，對話談判取代了對立對抗，經濟融合取代了軍事對峙，這一切給兩岸孕育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意識、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價值、共同的民族主義創造了新的機會。“和平發展期”是走向“和平統一期”必須經歷的過渡階段，這個階段不會很短，它必然是由從先經濟後政治，先易後難，再邊經濟邊政治，逐步解開兩岸政治死結，取得政治和解。儘管台灣可能還會出現政黨輪替，但要台灣回到李登輝與陳水扁時代，民意是不會允許的，這個時代結束了。
我有幸親歷了兩岸從對抗走向合作，親歷了兩岸60年之巨變。我因出身成了從小關心兩岸前途的一個人，因台灣問題我背上了沉重家庭包袱走過了青壯年時期，又因為台灣問題我被作為統戰物件而培養成台灣問題專家，參與了兩岸以及中美、中日、中歐、中國與東盟等國家地區的交流與對話，參與了許多內部的調研。我堅持實事求是，不人云我云，不作違心之論，保持獨立思考；為了保持人格獨立，甚至不入黨派；撰寫了《兩岸關係與中國前途》、《兩岸關係與中國崛起》、《統一探究》、《面壁集》等多部論著，為兩岸和平統一貢獻了自己的才智，為捍衛和平統一路線貢獻了自己的心力。我提出的許多主張為世所重，也被吸納為今日之政策，尤其近20年我有幸專業從事兩岸關係研究，將自己的喜怒哀樂與兩岸關係完全渾然一體。有人說我，20年來可以說只做了一件事——專注兩岸關係研究和辦好研究所，心無旁騖，一生只挖一口井，直到清泉源源湧出，這成了我無怨無悔的選擇。
對兩岸關係的思考與體會
60年來兩岸關係的演變讓我深刻認識到——
1.解決兩岸關係必須將台灣問題放在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過程去加以思考，要從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大格局中去加以考慮，要把握民族根本利益和國家核心利益，而不是就台灣問題論台灣問題，也從來沒有一個單純的台灣問題。
2.建設一個繁榮富強文明民主的現代化強國是統一的保障，只有抓住改革開放這個根本問題不動搖，我們才有統一的實力與能力，在任何時候我們不能以台灣問題衝擊改變這個中心任務。我們要把握“中國為大，台灣為小”關係，始終把握好戰略機遇期。
3.台灣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台灣問題，它是中、美、台三邊關係互動的產物，而在影響統一的這三個因素中，中國大陸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關鍵。
4.兩岸經歷60年的變化，事實證明選擇“和平統一”是唯一正確的道路，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來維護和平統一。我們不要被“台獨”氣勢洶洶的表象嚇倒，中國人民反分裂能力與中華文化維護統一的能力，是不可戰勝的。
5.統一，尤其是和平統一，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和平統一是一個過程，是由許多階段性目標組成的，每個階段都有自己的歷史使命，逐步過渡，逐漸融合，最終共同締造出一個更加美好的新中國。這種統一不是改朝換代，也不是佔有，而是雙方吸取所長，是中華文明與中國主權的昇華。
6.解決台灣問題，處理兩岸關係，要先易後難，先經後政，政治分歧是兩岸關係最頂端的矛盾，沒有良好的兩岸關係基礎，不適當的從政治關係著手，必然適得其反。但對於兩岸關係中深層的政治分歧，要勇於面對，要去研究，要有預案，要解放思想，而沒有共同的利益基礎，也是不可能解決的。
7.對於兩岸關係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要有足夠思想準備，不是進入“和平發展期”就沒有鬥爭沒有對抗了，我們不能低估“台獨”的阻力，但我們要始終堅持鬥智鬥勇不鬥氣。在統一問題上，沒有“鷹派”“鴿派”之分，我們要以慈父般胸懷去包容對方，不能“只講立場，不論是非”。
8.在處理兩岸關係中，我們要充分運用兩手兩腳兩個積極性，做好兩方面工作：即和戰兩手，中央與地方兩腳，政府與民眾兩個積極性，做好執政黨與在野黨兩方面工作。做到硬的更硬，軟的更軟；更加堅定地做好台灣民眾工作。
9.要深入瞭解台灣歷史與社情民意，要建立起一支高素質的對台研究隊伍，為科學決策做好參謀工作，要摸索兩岸關係變化的規律，要建立起一整套統一的理論，要掌握統一的主動權和話語權，要不斷解放思想適應新形勢，與時俱進。
10.要加強兩岸制度化與機制化建設，兩岸關係成熟一步，機制建設就要邁進一步，兩岸關係發展一步，制度化建設就要跟上一步，使兩岸關係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逐步把兩岸關係鞏固下來。
11.要認識到兩岸無小事，由於關係的脆弱性，稍有不慎，兩岸一個小事端就會形成軒然大波，造成關係倒退，因此務必慎而又慎。
12.要堅持“廣泛交流、合作發展、對話談判”，通過這三大途徑去夯實兩岸關係基礎；不能一遇阻力就生氣了不交流了，更不能動輒用經濟手段報復，也不宜關門不談判了。只有通過持之以恆的努力，才有望共同開創新局面，共同建立新家園，共同享有融合之果，最終建立起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去完成歷史遺留的問題，變壞事為好事。
世事翻覆，白雲蒼狗。我有幸見證了新中國60年巨變，也有幸參與了兩岸關係60年巨變，深感祖國從辛亥革命到今日，終於找到了推翻舊中國和建設新中國的正確途徑，我作為這個時代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實在是幸運的。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9年10月號，總第14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