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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權：差序、分離或分立
在治權方面，北京的憲法與“一國兩制”政策是將台灣視為有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因此，是以“治權差序”的方式來界定。《國統綱領》中對於“治權”關係的描繪是用“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的方式表達，將兩岸治權放在一個相互尊重與對等的基礎下來運作。
“一國兩府”並沒有清楚地明確說明誰是中央政府與非中央政府。基於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均只有一個中央政府，如果“一國兩府”是以“單一主權”為基礎，那麼“兩府”就必然只有一個中央政府的治權，在“單一主權”的前提下，“一國兩府”的論述其實與“一國兩制”沒有甚麼多大的差別。但是如果強調“兩府”均為中央政府，那麼“單一主權”的前提就必需接受挑戰了。
“兩個中國”、“特殊國與國”、“一中一台”等論述因為已經接受了相互為主權獨立國家的“主權分離”觀，因此在治權上自然也是分離的。
（三）主權、治權與權力：差序或平等不對稱？
在權力方面，由於在國際間是以有形的物質權力做為大小的指標，中國大陸在這一方面是超過台灣，因此，在國際間兩岸處於一種權力不對稱的狀態，對於這個事實是兩岸政府與人民並沒有多大異議。
“一中三憲”的主張在主權、治權的論述方面，與其他主張略有不同。首先，“一中三憲”主張兩岸的主權是“重疊”，兩非“單一”或“分離”。由於兩岸目前的憲法均主張涵蓋全中國，因此最能夠滿足現狀的主張，就是視兩岸憲法所規範的主權為重疊。在“主權重疊”的認同下，兩岸均沒有分裂整個中國的權利，而有追求主權，從“重疊”到“合一”的義務。
“主權重疊”所衍生出來的論述，即中國的主權屬於兩岸全體中國人民，非任何一方所能獨占或獨享，這也是一直呼籲在“一中新三句”後面再加一個第四句“中國的主權由兩岸人民所共有與共用”的理由。
在治權方面，我們主張兩岸治權為分立，這一方面與北京不同，北京認為兩岸的治權為差序，北京為中央，台北為地方；也與台北不同，台北認為兩岸的治權應該是對等，理由在於“中華民國”或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主權獨立，治權自然獨立，兩岸應為對等。我們的看法是，兩岸治權的法理來源均為自己的憲法，應該是法律上的平等；但是在落實為權力時，兩岸的確產生不對稱的現象。“平等不對稱”是兩岸治權基礎與權力展現的現狀。
有關這一點，廈門大學舉行的“兩岸政治定位高階對話”研討會中，劉國深院長所提出創意的國家球體理論，在治權方面也是持“治權差序”的看法。人民大學黃嘉樹教授提出著名的兩岸為1比0.6之說。他們兩位都是我一向敬仰的學者，但是我認為，由於治權源於主權，劉院長“治權差序”隱含了兩岸的“主權差序”，黃教授的“1比0.6”指的行使治權有效的權力範圍。一個較為符合現狀與精確的說法是，兩岸在治權方面是“平等不對稱”，兩岸治權來源是平等的，均由自己的憲法所授予，但是治權所產生的權力是不對稱的，就好像社會中，每個人擁有權力的來源均為平等，即均享有憲法上的權利與義務，但是每個人行使權力時卻是有不對稱的現象。
“平等不對稱”的觀點落實在未來的兩岸政治互動或共同體時就可以處理“差序”或“1比0.6”主張所無法妥善處理的問題，後者似乎隱含著未來兩岸互動時無論在質（本質）量（範圍、大小）上均有差序，“平等不對稱”則是在某些涉及本質的部分是平等的，但是在涉及權力的範圍與大小時是不對稱的。這一點，聯邦制國家參議院（平等）與眾議院（不對稱）的設計，歐洲共同體理事會（平等）與歐洲議會（不對稱）的設計均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他們也都是在治權上“平等不對稱”的實踐者。
分離史觀與主權、治權、權力的關係
在從主權、治權、權力三個層次分析兩岸目前現狀後，我們將重點放在這三個層次目前在台灣所呈現出來的史觀有何不同，應該如何釐清不同的用語。目前台灣方面所呈現不同的史觀可以用“隱性獨台”（俗稱偏安）、“顯性獨台”、“隱性台獨”、“顯性台獨”四個類別，製表如下：
（見表2）
（一）顯性台獨：激進無力的分離主義
《表2》最右邊是所謂的基本教義派，這也是在台灣民主化以前，追求獨立者的基本論述。顧名思義，“顯性台獨”明確地以建立台灣國為最終目標，他們希望透過公投達到“正名制憲”的目標。
目前修憲的門檻很高，任何修憲都已經很困難，以摧毀現有憲法的制憲方式反而更容易。不過，任何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會知道，這是一個不切實際，而且必然會給兩岸帶來災難的主張。這個主張者人數不多，但是由於其立場堅定，動員能力強，在民進黨初選過程中，經常可以發揮關鍵少數的影響力，而使得其自認為有其市場，而民進黨也因而被其綁架，難以在兩岸政策上做大幅度調整。
“顯性台獨”基本上是說說而已，成不了甚麼氣候，因為他們沒有辦法付出任何追求獨立者幾乎必然會付出的代價，即流血。簡單地說，他們自己對於追求台獨的熱情還沒有到“拋頭顱、灑熱血”的地步，台灣社會也不會容許他們以恐怖主義的方式去追求理想，國際社會也不會為激進台獨可能產生的後果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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