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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亞中 |
中評社台北1月17日電（作者 張亞中）對一個剛剛走上民主化的“國家”來說，往往將“公投”視為是人民意志的最終展現，因而也經常錯誤地以為，只有“公投”才能檢視人民的意願、只有“公投”才能解決紛擾的爭議。
有智慧者如曹董，1996年就主張的《和平統一公投法》或目前的《兩岸和平共處法》也不幸地陷入了這個思維，“統一的條件與時機由大陸提出，是否同意則交由台灣民意表決”的主張，也不知不覺地接納了“公投定錘”這樣的思維，用其做為解決台灣統獨困境的工具。
在一次訪談中，我提出了“公投”與“認同”關係性的辯證，曹董因而在電視上要求與我辯論。做為一個對政治學長期的研究者，不否認“公投”是解決紛爭的快速工具，但是它“一刀兩面”的侷限性，如果草率使用，也有其殘忍與不人道的地方。
我上課時常常問同學一個問題，我們全班是否可以到七層大樓上面，來一個“一百萬元與往下跳”的公投，一個集體“要錢還是要命”的公投？幾個兒女是否可以透過公投來集體改變他們原有的姓氏？他們都是很快地回答說“不可以”。從這些清楚的回答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有些問題，包括“生命安全”與“個人認同”是不宜適用於“公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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