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交替與為何從政
這次民進黨的“總統”初選中還有一個特色，那就是“世代交替”與“為何從政”的表述。
從蔡英文走到哪都有一群“首投族”（第一次擁有投票權者）跟著她吶喊。她甚至在參選聲明中提到：“一個新世代的力量正在興起，我們要走一條不一樣的路”。她還說：“一個新的政治文化的可能性。從現在開始，台灣這個美麗的家園，可不可以不要再召喚對立的仇恨，而是來召喚共同的責任？可不可以不要再召喚政治明星來崇拜，而是召喚出負責任的新世代，把國家的擔子扛起來？”
從這裡可以看出，蔡英文所標榜的“新世代”，是她這一次最重要的訴求，如何集結“新世代”的力量，把國家的責任扛起來，是她相信可以戰勝蘇貞昌的重要力量。
相對的，蔡英文在接受台灣媒體的專訪中也說到：“比起馬英九總統、行政院前院長蘇貞昌，總統必須挑的重任，我的歷練比較多、也比較完整”。因為她認為自己不僅養成過程很熟悉各部會運作，在國安會任職階段也處理國家最重要的外交、兩岸、軍事等國安事務，處理國家事務的經驗“比他們（馬、蘇）都久”。從這裡可以想像，蔡英文雖然訴求“新世代”，但也沒有忘記告訴選民她所具備領導國家的能力，這對蘇貞昌和許信良恐怕都是一刀見血的利刃。
相較於蘇貞昌，他也只能訴求“要打造台灣成為人人有笑容的國家”，但要如何讓人人有笑容呢？他也只能說，現在國家面臨困難，人民焦慮不安，這不是太平盛世，這個混沌的時代，需要強有力的領導人，有堅定的意志來掌舵領航，他要用對土地的熱愛與一生的歷練來爭取民進黨的提名，贏得明年的“總統大選”，帶領台灣成為富裕、公平、安全、希望、信賴，且人人有笑容的國家。
這樣的說法似乎不比許信良的說法來得真情，許信良在第一次民進黨初選的政見會中說到：“我是政治上的變色龍嗎？
邱吉爾一生，曾經六次進出不同的政黨。英國人把他當做國家的救星，民族的救星，沒有人認為他是變色龍。
我每次進出不同的政黨，都是人生痛苦的抉擇，都不是帶給我榮華富貴，而是帶給我坎坷寂寞的人生歷程。
我在國民黨威勢最盛的年代，選擇對抗國民黨。
我在民進黨即將執政的時候，選擇離開民進黨。
我在民進黨最困難的時候，選擇回到民進黨。
作為以政治為一生志業的政治工作者，我永遠不變地選擇對抗不義的權勢，永遠不變地選擇擁抱不幸的人民”。
從這裡可以看出，世代交替與為何從政，已經變成這一次民進黨初選最大的訴求，不管最後民調大家選擇的是誰，一場政治的表演和真情告白，都將成為台灣民主最佳的典範。沒有刀刀見骨的血腥，也沒有同志相殘的畫面，沒有政治明星的崇拜，這是這一次民進黨從陳水扁之後再起的機會，也是台灣政治再起的機遇。
政治的理性與感性
事實上，台灣的政治不必然都是像大陸客的印象“怎麼文革還在搞”，它其實也有理性與感性的一面。理性的一面就像呂秀蓮曾私下委託民調公司做過調查，調查的結果發現情況並不對她有利，所以她選擇急流勇退，不再繼續玩下去，既使這樣的選擇有些辜負她的支持者，但理性告訴她，不該選就是不應該選。
而許信良選擇出來參與民進黨的初選，似乎感性的成分多。他借來五百萬元，目的只是要把他一生從政的經歷向民進黨的同志告白。他在第一次的政見會中提到林義雄，也提到英國的邱吉爾、法國的戴高樂、中國大陸的鄧小平，無非是對他一生從政沒有像他們那樣受到推崇而感到遺憾，這當然是許信良的真情告白。
同樣的，蔡英文的“世代交替論”，以及蘇貞昌的“笑容說”，無非也是把他們的從政目的作一番的理性與感性的陳述。政治最可貴的就是政治人物懂得什麼時候該理性，什麼時候該感性，這就像2008年汶川大地震發生時，中國總理溫家寶第一時間趕到災區慰問災民一樣，他知道何時該理性，何時該感性。這種人性的抒發，絕不是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而311日本東北發生的大地震，兩岸同時捐輸協助日本救災，這當然是最可貴的人類休戚與共的精神，有了這種精神，又何必擔心誰會吃掉誰呢？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5月號，總第16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