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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副會長辛旗 |
中評社╱題：在現代化進程中重塑中華文化影響力，辛旗（北京），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副會長
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幾代中國人的追求和夢想。尤其是中華民族在經過了百年的屈辱之後，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對全體中國人而言具有特別重要的意涵。從根本上說，追求現代化作為人類整體進化的原動力，包含了政治現代化、社會現代化、文化現代化、人的現代化以及生態現代化等方方面面的內容。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進程，就是中國不斷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也是中國綜合實力、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過程。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所呈現出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中華文化的影響力在不斷增長。筆者在1992年出版了一本《諸神的爭吵－－國際衝突的宗教根源》。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王緝思教授曾撰文評價此書比美國亨廷頓教授《文明衝突》的論文出版的還早，而且是20萬字的專著。這本書連續再版了五次，我一直沒有對它的內容進行修訂。而歷史的演變，讓我驚奇地發現很多有關文明衝突事件被我在書中不幸言中。如果說文明的衝突是“諸神的爭吵”，那麼改革開放之後中華文化的影響力，應該是“多元文化君子的自白”。因為中華文化不是單一的文化，它是在五千年歷史演化當中不同文化的混合體，包括中國本土的道教、儒家和外來的佛教、伊斯蘭思想。闡釋在經濟高速發展之後一個多民族共同體的文化影響力問題，一方面是要找到現代化進程中中國與世界的共存之道，另一方面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中華文化的重新塑造。
中華民族價值觀念的繼承和重塑
中華民族價值觀,是全體中華民族成員所共同認可的價值目標、價值取向和價值追求，以及共同奉行的信念、信仰和共同選擇的價值實現途徑、方式等。中華民族價值觀不僅有普遍的價值認同和傳承，而且在不同歷史時期還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由此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基本價值體系，體現了歷史合理性和現實針對性的完整統一。就現階段的中國而言，民族價值觀在形成方面，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我們對歷史的繼承不夠，這是中國近現代史的悲劇。
中華民族在五千年的歷史演進中，發展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出現了嚴重的歷史斷層，集中體現在固有價值觀已不能支撐中國的發展，而西方海權擴張、殖民貿易又帶來了中西方文化的衝突，使我們無法主動選擇社會演化的進程，被迫納入了西方主導的近代化、現代化的過程。20世紀的中國在東西方衝突與“自強運動”中尋求發展，開始了“雙重救亡”和“雙重啟蒙”。“雙重救亡”，即內抗衰敗化，外抗邊緣化。“雙重啟蒙”就是不僅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還要接受現代的民主思想、制度觀念等。由於受西方的壓力過大，中華民族在近現代價值重建的過程中日益表現出革命化的趨勢。革命成了中國現代化的特殊表現形式，也是中華民族價值觀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必須遵循的歷史邏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的傳統價值觀出現歷史性坍塌，在“雙重救亡”和“雙重啟蒙”的壓力下，我們極力向西方尋求價值重建的動力，希望找到一種能與中華民族傳統價值觀相契合的理論，於是就有了“中體西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潮和運動。
1949年新中國建立，強大全能的國家政權及迅速的工業化戰略，為中國現代化准備了經濟基礎和社會動員能力，但也帶來了巨大社會成本。如在東西方冷戰背景下，在西方軍事、經濟封鎖之下，不得不采取被動、自卑和抗拒地對待世界的態度；在完成社會革命的過程中，採取“畢其功於一役”的急功近利的激進社會變革；在經濟建設中出現好大喜功的盲目急躁心理；在社會管理和思想領域採取過於集權的“倒果為因”的思路，等等。這些都是我們進行歷史反思的遺產。
從1979年開始的中國現代化建設，仍然是中國“自強運動”的繼續。遺憾的是一開始我們只注重經濟發展，一窩蜂的追求經濟發展指標，去賺錢、追趕西方的物質發展水平，所以我們在“器物文明”方面有了長足進步。而在“制度文明”方面以及在價值觀的重建上卻出了問題，產生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以及文化的缺失與淺薄。誠然，“器物文明”的進步，使我們有了重新弘揚民族文化的信心和基礎，有了致力於塑造民族價值觀和全面邁向“制度文明”的勇氣。所以，中共中央在十七大決定花大力氣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和諧社會。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我認為最關鍵的是要將我們在“雙重救亡”和“雙重啟蒙”過程中，以及在強化“器物文明”發展階段裡被邊緣化的中國傳統文化能重新恢復起來，把被擱置了一百多年的中華民族傳統價值觀的精髓重新梳理出來。就傳統文化而言，有長期以來形成的古典文學，如《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等，以及繪畫與書法、傳統音樂、舞蹈與戲曲，等等。這是我們現代中國人必須要補的文化課。中華民族傳統價值觀作為中華文化的精髓和集中反映，包括了“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人為本”、“諧和萬邦”等思想，表現出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居安思危、樂天知足、崇尚道義等特征。這些思想的重新恢復和發揚，應該成為中華民族崛起、中華文化復興的重要表征。
因此，當代中華民族價值觀的重塑，首先要從中華傳統文化價值體系的精髓中找到與現實的契合點。其次才是中華民族價值觀的開放，從世界文明和時代發展中汲取民主、法治、公平、和諧、文明以及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等概念。由此形成一系列新的價值觀念，諸如自立意識、市場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民主法治意識、科學意識、生態意識、公平正義意識以及改革開放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等等。這些新的具有鮮明時代特性的價值觀念既是中華民族價值觀形塑的重要內容，也是中華民族價值觀發展的重要動力，更是中國以良好姿態融入世界的重要體現。
總體看，民族價值觀的重塑和文化影響力的發展，途徑不外乎對傳統文化的再造和對外來文化的消化。我稱之為“創造性轉化”。即以“創造性轉化”的精神，來達成民族文化和價值觀的現代化，創造出一種有別於西方現代文明的中華現代文明，這既是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重大貢獻，也是當代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模式。
中華文化影響力的內涵
一個國家作為功能整體來說，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基礎以及調節各階層利益的社會組織三個部分，表現出來的就是政治力、經濟力和社會力，而貫穿其間、協調三種“力”之間關系的就是文化價值體系。文化價值體系是處在政治力、經濟力、社會力之上的，具有協調性、粘合性和無孔不入的影響力。因此，將文化作為軟實力成了這幾年的流行提法，也表明中國發展到現在，已越來越深刻地體認到文化對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重要性。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強調要“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這說明“提高文化軟實力”已被提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指明了方向。文化影響力作為軟實力對內而言，就是“和諧”。我們經常講民族凝聚力，它體現了一個民族的精神。現在中華民族精神首先就是團結和諧，56個民族命運共同體、海峽兩岸的血脈共同體，講的就是團結和諧。圍繞和諧，中國傳統文化在歷史積澱中有一系列的闡釋，儒家思想解釋就是“仁”。“仁”不僅是指人與人之間的愛，還有人和自然關系的協調，“萬道并行而不相悖，萬物并育而不相害”，以及可持續發展、環保意識和不以經濟指標衡量發展的態度等，其中都包含了和諧的思想。
文化影響力對外來說，即對國際社會來講，有三個方面的內涵：
第一是中華民族的形象。近代以來我們經歷過很多苦難，悲情意識很強，再經過冷戰對峙，我們又被迫進入了一種“孤獨的憤怒之中”的狀態。而今天中華民族的形象應該是擺脫了屈辱與自卑之後所表現出的那種面向世界的從容、自信與自重，以及對其他民族平等相待的心態。發揮文化影響力就要展現出中華民族的開放、包容。在世界上，中華民族給予人們的印象是什麼？就是我們五千年的文明，我們的哲學思想，包括《道德經》、《論語》、《莊子》等文化典籍所蘊涵的精神。然而，由於“五四運動”中以文化革命的極端方式全盤否定中華文明以及之後中國內亂、外部入侵，很多東西沒有及時整理。新中國成立後，過度強調革命式的普羅大眾文化，反右運動對中華傳統文化精神載體－－知識分子的傷害，接著就是文化大革命，然後改革開放中重商主義對文化的輕視及扭曲（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最後就變成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斷代。現在，我們要把這種斷代重新連接起來，所給予世界的，首先應當是系統、全面、深刻的中華民族文化價值觀念，而不是只給人家展示放風箏、跳秧歌舞、京劇臉譜、川劇變臉、辣子雞丁，這些不是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念，更不是中華民族文化典雅高尚的外在形象。我們的哲學、文學、藝術，還包括我們古代的民族服飾、文物、生活方式以及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系列優秀物質文化遺產，才是我們民族精神的外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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