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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廿七、廿八日在華盛頓舉行的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親善”的氣氛很濃。 |
中評社香港8月23日電（作者 譚中）今年四月美國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兼中國通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分析奧巴馬執政後的對華政策時認為美國正在和中國建立新的“合作與全方位夥伴關係”（cooperative and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他的分析文章透露兩點：（1）奧巴馬政權承繼了克林頓與小布什時代的對華“親善”（engaging）路線並且向前發展;（2）美國軍方有一股強大的對華“暗防”（hedging）路線一時難以消除。在討論這兩條路線之前，我得為這兩個名詞做些註釋。
英文“engaging”是九十年代克林頓政權標榜的對華新政策，是針對“containing”（遏制）而言。當時有人分析，美國對華政策明里是“engaging”，暗里卻是“containing”，因此創造了一個“congagement”的新字，通常譯為“接觸兼遏制”。其實“engaging”含有“訂婚”的意思，是“marriage”（結婚）的前奏，譯成“接觸”就沖淡了意思的濃度，應該譯成“親善”。英文“hedging”是小布什政權對華戰略所用的一個新名詞，是歐洲學術界發明，為美國戰略界普遍使用。這“hedging”字面上含“躲藏”之意，在美國戰略上暗示著潛在的衝突，所以應該譯成“暗防”。
孔子認為“性相近、習相遠”，意思是：從本性上看，人和人傾向於“親善”，但社會習氣使得人們疏遠、隔閡、衝突。我們從中美關係發展的歷史來看，也有類似人際“親善”與“疏遠”的對立統一。美國對華“親善”源遠流長。一八四三年美國第十任總統泰勒曾經派使者向道光皇帝遞交國書沒有成功，國書上形容“太陽照耀到中國的高山大河，下山後再照耀到美國的同樣的高山大河。”還說：“現在我向你傳話，（中美）這兩個大國的政府必須和平相處，應該順從天意相互尊重…”。二戰年代，美國總統羅斯福蓄意把中國提升到“強國”地位，邱吉爾和斯大林奈何不得，這也是美國對華“親善”的突出表現。
一九七一年美國總統尼克松拜會毛澤東主席，一見面就說：“主席的著作不僅改變了中國，而且影響了世界”，告別時又說：“我們走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這些都是誠心誠意、發自肺腑的話。相比之下，克林頓總統提出和中國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卻有點華而不實。小布什比較樸實，取消“戰略夥伴”的提法，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可是在他執政時美國對華的“親善”程度，比起克林頓時代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零零五年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把中國形容為“負責任的國際利益攸關者”（responsible international stakeholder），這個名稱後來為布什總統與國務卿賴斯等領導人採用。行家認為，這實際上反映出在華盛頓眼里中國的全球戰略地位有所提高。沈大偉認為，提出中國是“利益攸關者”主要是把美國鷹派“遏制”中國的言論與主張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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