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24日電／聯合早報今天發表旅美教授譚中的文章指出，很多事情都說明中國崛起與西方利益發生嚴重衝突。文章說，西方輿論“怨廢親、怒廢禮”，中國以泱泱大國，不搞“以怨報怨”。全文轉載如下：
在這次西藏鬧事而人們趁機大肆對北京奧運進行惡毒攻擊、破壞奧運聖火在倫敦、巴黎、舊金山的傳遞的前前後後，西方輿論很不公正，激起中國民意沸騰，中國評論者分析有無知與蓄意兩種可能，蓄意後面是政治與國家利益的衝突。我覺得這不是“無限上綱”，而是人們對國際形勢認識逐漸深化，也想略抒己見。
罵中國人“五十年來基本上一直是一群暴徒和惡棍”而變成全球華人華裔衆矢之的的CNN節目主持人卡弗蒂不是最反華的，還有反得更厲害的竇蔔斯（Lou Dobbs），在他CNN“竇蔔斯節目”中，每次都把中國看成魔鬼一般，一談到“中國”眼光里就充滿殺氣。卡弗蒂說的那些話也不知被竇蔔斯重復過幾千百次，只是沒用“暴徒”、“惡棍”而已。
“白種人的包袱”
這就說明這次西方輿論衝擊北京奧運聖火既是突發事件，又是經常現象的聚焦。我們可以分三方面來談：一、我們所處的世界，人稱wheels within wheels（圈子里還有圈子）；二、西方根據自己需要搞Chinese chameleon（中國變色龍）效應；三、中國崛起與西方利益衝突的問題。
這世界“圈子里還有圈子”，形勢複雜，像鴨子浮水，水面上優哉游哉，水底下運動激烈。有伊斯蘭教（回教）“聖戰”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盟友聯合暗地打恐，有反共勢力暗中對共産黨及其他左派政權顛覆、搗亂（包括搞藏獨），還有“經濟殺手”。2004年舊金山Berrett-Koeler出版的美國人樸爾金斯（John Perkins）的《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值得在中國廣爲傳播。
“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東方和西方永不相遇”，這是英國作家吉蔔林的名言。北京想辦好奧運、樣樣符合西方的規格與意願，表明東方急于想和西方擁抱，西方輿論聲勢浩大沖擊北京奧運代表了某些人不願意東西方相遇。吉蔔林于1899年發表絕世名詩《白種人的包袱》（White Man's Burden）：“背上白種人的包袱／你們（白色）人種的精英／快把你們的兒子流放去／爲你們的俘虜服務”。詩人鼓勵全世界白種人“爲和平進行野蠻戰爭”，去讓全世界“半魔鬼、半童稚”的非白人“掂量你（白種人）的上帝和你的分量”。
甚至西方進步人士也承認，這“白種人的包袱”一代一代傳遞。有兩條綫：一條是爲西方的“俘虜服務”，用意識形態去同化非白種、非基督教社會；另一條是“爲和平進行野蠻戰爭”，就像當今的伊戰那樣。
牛津大學教授道遜（Raymond Dawson）在1967年名著《中國變色龍：歐洲對中華文明的概念分析》（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說：在歐洲人眼中，中國的形象因時而异，“也富也窮，也先進也落後，也聰明也愚蠢，也美麗也醜惡，也强盛也懦弱，也誠實也欺詐”，這一切都“僅僅反映出歐洲的需要”。這就是我說的“中國變色龍”效應。道遜教授進一步分析：“（西方）人類的基本需要似乎是把世界看成粗糙的‘我們 ’與‘他們’、文明對野蠻、神聖基督教對魔鬼邪教（heathenism），以及自由世界對共産主義的對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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