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台北對華盛頓的依賴，就變成是台灣參與國際空間的障礙，因為台北愈是依賴華盛頓的場合，或華盛頓干預愈深的場合，北京當然就愈謹慎進行安排，直到兩岸之間有了更厚實的默契，才會突破。
亞投行或絲路銀行因而可以是一個意義重大的起點，北京在奮發有為的節骨眼上，不但力謀履行中國對世界的大國責任，也連帶建立大陸對台灣的祖國責任，使得台灣透過對亞投行或絲路銀行的參與，能夠同時貢獻與“一帶一路”的融資建設，進而更廣泛地參與各國建設的實際工程──體驗久違的在區域舞台甚至更大舞台上的“參與感”，民間則開拓在“一帶一路”進行過程中的新商機，則兩岸關係在進一步密切的同時有助於台北與其他方面的交往，以及對台灣的經濟帶動。如此，可名之為“一帶一路一岸”。
准此，一帶一路是主軸，一岸則是出於追求政治性的民族統一，而採取的大陸單方面的主動提攜。台灣的參與與其他地區相比於是有其本質上的不同之處，主要在於台灣人民透過共同的歷史文化、文字語言，是自然地作為整個民族復興的主體的一份子參與。而其他地區主要是以其各自的立場，透過參與，從頭開始營建與中國的命運共同體。
已經是屬於民族母體的台灣是在兩岸一家親基礎上參與，而其他地區是藉由經濟利益的同享，慢慢培養共同體意識，其間物質性較強。近年，台灣人民受“台獨”宣傳影響，總在擔心大陸對台灣的讓利，會使台灣人淪為無法逃脫的被統治者，一帶一路將使台灣人民第一次真正從全球角度及健康的心態，理解自己的民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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