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怎開展新思維？鄧小平開啟迄今的“改革開放”、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科學發展”，乃至習近平不久前提出的“五大優勢”，都先後一貫師承了前部份的毛思想。習近平早年曾下鄉延安地區，對延安奮發進取和實幹的精神必領會尤深，對之最具發揚光大的潛質。重慶“唱紅打黑”企圖沿襲毛極左路線的做法之被及時阻止，恰適成功維護了繼續深化“改革開放”路線不被干擾的純正性。
再者，毛思想之被名為“思想”，而非“主義”，其本身即非不可被“與時俱進”；即便是馬、列“主義”，經“中國特色化”之後，亦非不可被作出最大限度的彈性詮釋。新主政者若能胸懷如此之抱負，自不至流為教條或“本本”主義者，則對主導兩岸關係的“一國兩制”此最高方針，大可作出迎合新形勢格局的調整。
戰爭在今內外大環境之下已非可能，解決台灣問題只得靠和平手段，對台政策就必須按台人民心之所向看齊。因此，對“一國”作出最寬鬆的界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涵蓋台方獨派之所欲者，不將此事當作涉及孟子所謂之“能不能”的硬原則問題，而是“為不為”的選項問題。兩岸的政治隔絕已屆一甲子，若容許現狀維持不變，台人對大陸愈離心的力度必只增不減，量變促成質變，兩岸朝更分立發展之勢益難扭轉。擴大“一國”的意涵和架構，既屬“守經”，亦屬“權變”，充份體現到如列寧所說過“後退是為了更好之前躍”，亦乃退一步海闊天空、“窮則變，變則通”的道理。毛澤東亦是在延安時代深入陪都重慶會面蔣介石，為已爭分不少，而國共之間打打談談，展現了極大的彈性，中共終能快速取得勝利。習近平等若真欲發揚中共所謂之黨的“先進性”，在台灣問題上只能爭取走在台人心所向之前，而非落於其後，以便因勢利導也。
舉一例，“九二共識”距今二十載，是否已過時及內涵欠明確尚且不論，然若仍拘泥於此名實屬不長進，今另起平台是時也。謝長廷稱兩岸應“面對、處理、超越差異”，而不止於“求同存異”，無疑是更有前瞻性的積極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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