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13日電／據光明網報道，作者：黃春高（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在中世紀史領域，有一類成果頗值得關注。且略觀有關書目：《現代國家的中世紀起源》《自由的根源》《同意、強制與限制：議會民主的中世紀起源》《中世紀教會法與西方法律傳統的起源》《普通法的中世紀起源》《現代歐洲的起源：西方文明的中世紀遺產》《個人的發現》《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資本主義的起源》《大學的興起》《近代科學在中世紀的基礎》……自19世紀後期以來，類似涉及中世紀歷史諸多範疇的相關研究難以枚舉，不過從書名不難看出，它們大都可歸之於起源研究。起源研究是歷史學傳承有自的古老技藝，中世紀史領域出現此類研究，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事實上，對此類“歷史發生學”（historiogenesis，沃格林語），人們不僅將其看作是學術日常，甚至形成了一種起源偶像式的崇拜（Idol of Origins，馬克·布洛赫語）。然而，在這種日常乃至崇拜的學術敘事中，我們不能失去應有的反思與警醒。
與人們熟知的歷史研究頗有些不同，起源研究的對象並非歷史本身，而是以當下的行為、器物、習俗、制度、文化等為出發點，從歷史中找尋其淵源。借用美國學者羅斯托的話說，起源研究在追問“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現代國家與政體如何開始？民主與法制如何開始？自由與平等如何開始？理性主義與資本主義如何開始？現代婚姻、家庭與愛情如何開始？現代個人主義、女權主義、人道主義，凡此種種，一切現代社會專屬特質如何開始？可見，立足於現代的起源研究，其本質乃是現代性起源研究，即現代性的尋求。
為現代而探索歷史，事實上造成了對中世紀歷史的特別書寫。那些起源研究者，如斯塔布斯、梅特蘭、皮朗、布洛赫、岡紹夫、哈斯金斯、斯特雷耶等人，也就成為“重寫中世紀”甚至是“發明中世紀”（諾曼·坎托爾語）的學者。在黑暗的中世紀，他們“發明”了個人主義的人性光輝；在愚昧的中世紀，他們“發明”了理性主義的光輝；在落後的中世紀，他們“發明”了科技與制度的強大力量。他們還“發明”了市場的完善，“發明”了政治的民主與法律，“發明”了道德的愛與善，“發明”了真理的偉大與普世……正是通過他們，中世紀的真、善、美、偉大、光明、輝煌得以綻放。
人生活在其時代，不可避免地會為時代所左右。在民族情感的支配下，尋求民族國家誕生就是必然；在女權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下，尋求女權的歷史存在會成為必然；在個人主義觀念支配下，尋求個人主義誕生的歷史會成為必然；在現代經濟模式支配下，尋求市場與經濟理性也是必然。然而，正如馬克·布洛赫所指出的，起源研究在探尋事物的“起始”之外，更有對事物的“解釋”。前者與歷史較為貼近，後者與歷史則有些疏離。當起源研究不滿足於說明事物的起始，而去加以更多解釋的時候，它的歷史感就為現實感所取代和控制。於是，在對事物的解釋中，起源研究逐漸演變為某種非歷史的存在。所以布洛赫說：“任何追尋人類行為起源的研究，都潛伏著混淆起始者與解釋的危險。”確實，那些史學家們所從事的起源研究，不只是在告訴讀者事物的起始，而且對此進行解釋。這類解釋，當然是歷史的某種構成，但更可能忽視、遮蔽、拋棄乃至杜撰了中世紀歷史的諸多面相。霍布斯鮑姆稱史學家為“歷史神話的終結者”，但他們也是歷史神話的創造者。在這個意義上，“重寫”和“發明”中世紀的他們，在享受讚美之時，也應該接受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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