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錯，核心的關節仍然在於，要明確“各級各層”到底在哪些問題、哪些程序中負什麼責任？非常態治理如此、常態治理也如此。搞不清這個問題，特殊時期就會打亂仗、地方就會無所適從、壓力就導向中央；一般時期就會什麼責任都向下轉移，壓力導向地方與基層，基層形式主義的問題得不到根本性解決，其關鍵原因在此。
疫情給我們的警示是，一定要按照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精神，科學設置中央和地方事權、理順央地職責關係、合理設置和配置各層級機構及其職能，構建簡約高效的基層管理體制。如果能解決這個問題，則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和中華民族進步的一件大功。
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問題
第三是“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問題”。用國家和社會關係的角度來分析國家治理，往往會得出一種答案：中國的社會太弱、國家太強。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對。首先，任何一種轉型都需要過程，不能一步到位，條件還沒達到的情況下，就是一種揠苗助長。其次，在危機管理時期，國家強有國家強的優勢。例如，本次疫情防控過程中，很少有國家可以做到中國這樣嚴格有力，甚至不惜以經濟停擺、封閉城市的方式來阻斷疫情。以至於不少國人以“抄作業”是否合格來衡量他國的疫情防控。
實際上，大可不必。各國有各國的實情和傳統，國家和社會關係的基礎不一樣。我們的居民能夠接受國家提出的隔離要求，一些西方人連政府發出的“戴口罩”倡議都要反對，認為侵犯了他們自由的權利。更何況是要隔離，隔離等於要了他們的命，他們寧肯不要命，也要自由，因為他們背後站著的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傳統。他們對國家的干涉十分警惕，在危機時刻也幾乎如此。舉一個例子，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和經濟蕭條期間，服務於特殊時期發起了幾次社區社會組織運動，戰爭一結束，人們思考的是“如何將愛國精神轉化為社區自助意識”，大家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是我們，可能更多想象的是如何謳歌偉大時代、如何保持愛國主義，他們不是，他們甚至把國家對社區的幫助稱為“殖民主義”。反觀我們，在先秦時期就確立了“井鄰制度”、“什伍編組”，時至今日，這套“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編組體制，已經滲透到人們的生活場域，在危急時刻還發揮了獨特的優勢。這一點，西方國家說什麼也很難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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