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13日電／ 9月24日，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迎來了她從政以來的最關鍵時刻：即正式宣布針對在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發起彈劾調查。與上一個被外界普遍認為與總統彈劾相關的、調查持續了近兩年卻“無果而終”的所謂“通俄門”相比，特朗普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7月25日通話引發的所謂“電話門”卻迅雷不及掩耳地在幾天內就快速引爆了民主黨的鬥志，甚至令外界都不免大呼意外。
就這樣，主題剛剛開始轉移到2020年大選的美國政治，瞬間被拉回了賓夕法尼亞大街兩端的生死對決。這就意味著，在“一寸之前，皆是黑暗”的政治世界中，如今的民主黨卻選擇了一個方向：要麼將對手投入黑暗，要麼就必須擁抱自己邀請來的黑暗。
彈劾？談何容易
佩洛西的這個“大決定”算得上是180度大轉彎的一反常態。在民主黨重奪國會眾議院多數的第116屆國會開幕之後的8個月當中，甚至在備戰2018年中期選舉之時，佩洛西都多次強調不會追求針對特朗普的彈劾，而是更多強調對特朗普政府政策的糾正，以及通過2020年選舉來終結特朗普的執政。
無論如何，號稱4歲就曾跟著老爸上班、勇闖國會山的佩洛西無疑是明智的。如果針對特朗普發起彈劾的目的是為了迫使其下台的話，民主黨在眾議院的多數毫無意義，畢竟共和黨在參議院中53席的多數地位幾乎不可能批准對本黨總統的罷免（參議院共100個席位）。雖然最近一段時間來，有觀點認為看似力挺特朗普的共和黨未來將戲劇性地“樹倒猢猻散”，甚至有不同觀點預測參議院共和黨會有二三十位倒戈支持罷免特朗普，但這種論調幾乎只代表那些極為傳統的共和黨建制派或者別有用心者的危言聳聽。
一方面，從常識而言，美國聯邦憲法對國會參議院在彈劾程序後的罷免決策設定了三分之二多數的門檻（即如今的67席），在黨爭極化的態勢下這個門檻更是高到無法企及。在審理克林頓罷免與否的第106屆國會中，整體上傾向於罷免克林頓的共和黨在參議院有55席比45席的多數優勢，即需要12席就可凑夠三分之二，但卻仍未成功。而最終逼退尼克松的彈劾與罷免程序背後不但是民主黨在第93屆國會眾議院占據57.6%席位的絕對控制，更是民主黨在參議院57席（包括一位與民主黨結盟的哈裡·伯德）的權重，即只需要10位共和黨人的倒戈。如果再延伸一些，第40屆國會共和黨人在如此敵視安德魯·約翰遜的情況下，甚至在參議院中已以46席比8席掌握了超過三分之二（36席）的席位，但還是以35比19的投票結果，即以一票之遙而無法罷免那位意外成為總統的民主黨人。
或者說，發起彈劾的黨在參議院無論是否掌握三分之二或者如何迫近三分之二多數，都未在現實中越過三分之二多數、實現對另一黨總統的罷免。你可以說歷史經驗實在有限到可憐；或者說，既然1974年可以有可觀規模的共和黨傾向於倒戈，如今為什麼就不能有20位共和黨參議員倒戈從而達到67票的門檻？特別在面對著這樣一位歷史罕見的總統，歷史經驗更是沒有意義了吧？
不過，面對著這樣一位在本黨黨內支持度逼近90%的美國總統而言，其在參議院中遭遇“雪崩”式倒戈的可能性應該更小，所以現在就立刻說出會有20位或35位（亞利桑那州前國會參議員傑夫·弗雷克語）共和黨參議員倒戈，即便附加了所謂“匿名投票”的條件，其實也是沒有太多證據的猜測。
如果一票一票算起來的話，猶他州的羅姆尼、阿拉斯加州的穆考斯基、肯塔基州的蘭德·保羅、緬因州的蘇珊·柯林斯乃至猶他州的邁克·李等五位在歷次投票中支持本黨總統立場比例不足80%的共和黨參議員的確都是潛在倒戈人選，但畢竟只有這不能完全確定的五票。如果聯想到2020年參議院選舉中改選的35席中共和黨就占據了23席的情況，共和黨人更不會放過這次動員本黨選民的良機。特別是柯林斯以及科羅拉多州的科裡·加德納和亞利桑那州的瑪莎·邁克薩利等由於選情壓力而最可能跑票的有限幾位共和黨人也基本上拒絕明確表態。或者可以說，現在還沒有到表態的時候，更不是有足夠證據鎖定有20票倒戈、罷免特朗普這一幾率極低的結果的時候。
民主黨的“膝跳反射”
那麼，如果佩洛西最初的判斷是並沒有任何把握會因為“電話門”而引發本質改變的話，民主黨為什麼還要“膝跳反射”式地猛烈反應呢？
第一時間能看到的原因至少有二。其一，所謂“電話門”的確讓民主黨找到了足夠讓自己相信的彈劾借口，或者已不得不做出必要反應，而黨爭形勢如此緊綳的反應也只剩下彈劾而已。
相比而言，所謂“通俄門”調查更像是塑造特朗普政府包括對俄政策的工具，因而其最終結果令民主黨人都無從下手。畢竟，從一開始，“通俄門”的內核，即特朗普個人直接參與、或授意、至少是默許了其團隊成員直接與俄羅斯官方互動，以其當選後緩和對俄政策為條件，換取了俄羅斯對2016年大選採取有利於特朗普當選的介入。這個邏輯的被坐實的難度原本就比登天還難。
而今天“電話門”的內核其實是，特朗普以總統權力向外國領導人施壓、迫使對方展開、至少是配合對其在2020年大選中潛在對手不利的調查，從而構成了以行政權力直接為自身政治獲利的輸送鏈條。鑒於白宮公布美烏領導人通話文本的爽快，以及特朗普一副無所謂的傲慢態度，民主黨陣營很快形成了一個較為主流的想法，即“電話門”實質上已無需再多調查，完全可以進入程序了。
其二，也正是因為民主黨認為在“電話門”中撿到了真槍實彈，按照美國主流媒體的說法，眾議院民主黨人中支持彈劾的比重從二分之一上下很快就飈升到了三分之二的高位，這種異動必然要求佩洛西加以反應。或者可以說，突發事件與民主黨的集體反應將佩洛西推到了這個“大決定”面前，但雖然始於被動，也未必未來不會主動進擊。
狡猾的佩洛西
白宮公布的通話文本雖然被指出並不完整，但畢竟沒有出現如此前媒體報道中特朗普一通電話中八次要求調查拜登父子的橋段，也基本沒有涉及那將近4億美元援助的問題，針對佩洛西彈劾調查決定打出了一記重拳。不過，這份文本絲毫不會改變國會民主黨人的政治決心。
沒錯，從政治效果看，佩洛西所開啟的程序的確看上去像一場豪賭，但她似乎也是可以掌握節奏的莊家，甚至她正在讓賭注隨時變化。
面對著民主黨陣營的篤定與忍無可忍，佩洛西直接開啟的並不是由獨立檢察官開啟的司法調查，而是由國會委員會組織的政治調查（或問詢）。當年克林頓面對的其實是前者，即國會是在有一份“斯塔爾報告”擺在面前後才做出決定的；而在所謂“周六屠殺夜”（編注：指尼克松解雇調查“水門事件”的獨立檢察官，以及決絕執行其解雇命令的司法部長和副部長的事件）之後，民主黨國會對尼克松的調查則基本上是如今佩洛西選擇的道路。這就意味著，未來委員會驅動的調查在節奏上乃至結果上都可以說是具有可控性的。於是，狡猾的佩洛西完全可以邊走邊看。
那麼，佩洛西希望等著看什麼呢？很大程度上講，在做出決定的兩天之後，佩洛西已經看到了她想要的東西：美國民眾輿論在支持發起對特朗普彈劾調查的支持率從36%上升至43%，甚至有民調達到了49%；而這個數字竟然在一周之內飈升到了55%。雖然在同一民調中也有53%的受訪者認為民主黨此舉完全是黨爭工具和選舉伎倆，但無論對民主黨是否全然有利，至少目前的風向已被民主黨推向了對特朗普越發不利的境地，甚至有了一些所謂“破窗效應”的味道。抓住這種民意趨勢，民主黨自然就有了更大底氣推進相關調查，至少可以在選舉之前給特朗普扣上一個“被彈劾”的污名。
特朗普面臨多箭齊發的“圍獵”
關於民主黨的政治調查，目前看似乎有三個趨向。其一，調查的範圍不僅僅限於“電話門”。在佩洛西安排參與調查的六個委員會中，一定有負責彈劾事務的司法委員會、涉及到外交防務政策的外交事務委員會和情報委員會，甚至是關注政府與官員行為的監察與改革委員會。但也安排了管轄稅收的籌款委員會以及負責金融政策的金融服務委員會，這兩個與“電話門”存在一些距離的委員會的參與，只有一個解釋，即佩洛西發起的彈劾調查其實是囊括了過去一段時間以來民主黨人關於特朗普稅單、公權力與私人利益爭議等多個彈劾思路的。如此的多箭齊發也凸顯了民主黨的政治決心。
其二，調查的對象不僅僅是特朗普。一般而言，7月25日的那通電話一定不僅僅只有特朗普和澤連斯基的雙人密語，白宮方面也被確認有多人在現場聆聽，而這通電話的見證者乃至相關議題的參與者都將是眾議院民主黨人請君入甕的目標。
9月27日，情報委員會、外交委員會以及監察委員會聯名向國務卿蓬佩奧發出了傳票，要求國務院提交相關文件；9月30日，情報委員會再次向如今充當特朗普私人律師的朱利安尼發出傳票，要求其交出涉及烏克蘭事務的文件。在隨後兩周，眾議院民主黨人還將安排包括剛剛辭職的烏克蘭事務特使柯特·沃爾克、現任駐歐盟大使戈登·桑德蘭、分管歐亞事務的助理副國務卿喬治·肯特在內的多名特朗普政府官員出席國會聽證質詢。同時，可以想象，眾議院民主黨的彈劾調查不但要對特朗普政府的烏克蘭政策全面評估（比如特朗普政府停止對烏克蘭援助的真實考慮），而且也會將觸角伸向特朗普政府的司法系統乃至情報系統。前者如司法部長巴爾等人，在針對拜登父子的調查或者針對羅伯特·米勒“通俄門”調查的反調查方面的所謂“跨國合作”（與烏克蘭、與澳大利亞），是否存在超越權限、謀求政治利益的問題；後者如代理國家情報總監約瑟夫·馬奎爾阻礙情報官員舉報的行為是否與特朗普本人有關，等等。
這個維度上的操作不但會對特朗普形成可能的“圍獵”，也完全可能導致其政府相關高級官員的職位不保。在選舉周期中，如果出現多位官員離任，顯然將直接導致特朗普政府某些政策領域上的停滯，不但無法再謀求所謂“兌現承諾”加分，反而還是巨大的減分項。
其三，調查的目標未必是罷免特朗普。憑借共和黨在國會參議院中的多數地位，民主黨一開始就將罷免作為唯一目標的話，必然是不現實的，但如果目標是在選舉周期中持續拖累特朗普選情的話，也未必不能實現。
試想，如果政府內部多位官員都面對國會質詢的話，特朗普政府千瘡百孔、破綻百出的一面也許會被強化。甚至，民主黨驅動眾議院在2020年2月3日初選開始之前完成了對特朗普的彈劾、但最終卻沒有被罷免的話，一個被彈劾的總統如何挽回頽勢、謀求連任，這在歷史上沒有經驗，也足夠對特朗普構成最大化的壓力。換言之，對佩洛西而言，她此前堅持的在2020年選舉中戰勝特朗普的目標並未改變，只是彈劾程序成為了實現選舉目標的強化劑。
不過，民主黨的這個理想目標至少有一個先決條件，即公眾輿論始終保持對彈劾的支持：如果民調在未來某一刻從目前的55%快速滑落，回到36%甚至更低的話，民主黨就必須面對開啟彈劾的巨大副作用了。從這個意義而言，對佩洛西而言最合適的節奏是速戰速決、快速完成對特朗普的彈劾。
彈劾坑了拜登還是坑了民主黨？
眾議院民主黨人開啟彈劾調查的“雙刃劍”效果很快得以顯現。9月30日的民調顯示，只有28%的受訪者認為沒有必要繼續調查拜登父子捲入的爭議。換言之，當民主黨樂此不疲地針對特朗普展開調查時，共和黨陣營以及更為廣泛的民意也要求對拜登父子的爭議行為展開徹底調查。即便最終的調查結果可能在法律意義上能讓拜登父子過關，但相關調查如果持續延燒，顯然不利於拜登的黨內初選。但話又說回來，如果拜登可以熬過來、甚至最終挺進大選的話，佩洛西的這個決定反而幫助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前引爆了一個重大隱患。
回顧以往第二號人物和第三號人物的私人交往史，似乎也沒有什麼顯性積怨。近年來，雖然佩洛西曾就拜登公開場合的某些令人不適動作提出了批評，但也曾在種族問題上給予拜登支持。代表著民主黨內部不同派系的佩洛西和沃倫近年來反而多次公開隔空對壘，爭辯民主黨的方向與政策立場。所以，基本可以確定佩洛西並無動機介入、或者幫助民主黨選擇提名人。
雖然眾議院民主黨人的彈劾調查顯然對沃倫有利、對拜登並不利好，但沃倫正在反超拜登已漸成趨勢，甚至如果拜登小兒子的問題根本就是一個繞不開的坎兒的話，彈劾其實並沒有重塑、而只是強化了當前民主黨總統初選的選情走向。以一個原本就存在巨大隱患的參選人的出局，換取一個在任總統被彈劾，難道不划算嗎？更何況，民主黨還會有更好的提名人。
真正要擔心的可能還是眾議院民主黨人自身的選情。在彈劾調查決定之前，民主黨在2020年大選中延續重奪眾議院多數勢頭的可能性普遍被認為很大。畢竟上一次在大選年中出現眾議院多數黨易手的情況還是在1952年，而且當時的最大變數還是人口普查之後的重新劃分選區。但在彈劾調查開啟之後，眾議院兩黨議員都必須做出抉擇。截止到10月1日，仍舊有11位民主黨人沒有公開表示對彈劾調查的支持，他們都來自2016年大選時支持特朗普的相對保守選區。
事實上，在第116屆國會眾議院的235位民主黨人中就有31位來自這種支持特朗普的選區，而且其中的23位民主黨人屬於2018年首次當選、2020年首次面對連任考驗的情況。很難想象，這些議員在支持了彈劾調查甚至未來支持彈劾的情況下，會不會再次在選區內“存活”下來。計算起來，共和黨希望在2020年翻轉國會眾議院，需要多拿下20席。民主黨的彈劾調查無疑將共和黨面對的這個難度降低了。至於國會參議院，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阿拉巴馬州選情艱困的民主黨籍國會參議員道格·瓊斯可謂雪上加霜，幾乎可以與國會山作別了。
特朗普讓美國政治陷入惡性循環
面對著民主黨的魚死網破，特朗普當然也如臨大敵，但彈劾調查或者即便被彈劾之後，到底對2020年大選意味著什麼，其實還是未知數。至少從歷史經驗看，尼克松和克林頓都是在不存在連任壓力的第二任期面臨彈劾危機的，而安德魯·約翰遜畢竟不是當選總統（編注：約翰遜在林肯遇刺後以副總統繼任總統），而且在黨內也不敵強手。
於是，彈劾危機乃至被彈劾標簽，對特朗普而言或許也可以是無所不用其極地實現基本盤乃至關鍵盤選民支持最大化的超級動員工具？如果眾議院民主黨人的調查仍舊完全是政治性的，未來無法挖掘出兩黨都難以接受的猛料的話，被彈劾標簽也許就像冒死給貓系上的鈴鐺？這種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有趣的是，最近一些評論再次將視線轉向了副總統邁克·彭斯，認為共和黨建制派會因為彭斯具有可以被接受的所有共和黨“氣質”，而選擇在必要時放棄特朗普，甚至是在參議院中通過罷免特朗普的動議。當然，一個很詭異的事實支持著這種猜測：所謂“通俄門”調查幾乎沒有涉及彭斯，而此次“電話門”至今也還是保持著彭斯的定位。但是，彭斯畢竟是特朗普的選擇，對特朗普的否定自然也是對彭斯的否定。退一萬步，在選舉年臨近之際，總統被彈劾下野，副總統臨危接任，而且還帶領本黨贏得了大選、保住了白宮，這大概只是某個美劇的情節吧。
無論如何，特朗普總統真的不是另一位總統，而是另一類總統，一類足以讓美國政治陷入巨大惡性循環的總統。當他用緊急狀態修墻時，民主黨陣營就出現了一旦執政就將以緊急狀態強行控制槍支或強推環保政策的呼聲；如今他踏入了原本人跡罕至的權力陰影區，導致了黨爭驅動的彈劾，於是共和黨陣營也開始叫囂在未來面對一位民主黨總統時也將會把彈劾調查置於首選手段……
在2017年上半年，一些忍無可忍的自由派自我紓解，認為特朗普存在的理由是將美國各方面的困境演給所有美國人看，告誡美國人必須改變。而過去兩年9個月中，他演得很棒，但效果卻是舞台和觀眾席上的所有人隨之起舞，而不是痛定思痛。
來源：察哈爾學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