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總書記藉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三十周年的機會，發表了《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公開講話，提出了六點對台政策方針（胡六點）被視為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時期後中共對台政策的新綱領。其要點為：
1.解決台灣問題的核心是實現祖國統一，目的是維護和確保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追求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幸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2.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應該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作為政治基礎，把深化交流合作、推進協商談判作為重要途徑。
3.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出六點意見：
⑴恪守一個中國，增進政治互信；⑵推進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⑶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⑷加強人員往來，擴大各界交流；⑸維護國家主權，協商涉外事務；⑹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
習近平主政之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對台思想論述：兩岸命運共同體、兩岸一家親、心靈契合、融合發展等。其中”融合發展”政策最為關鍵最為重要，並以落實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政策的具體措施，來統籌體現兩岸一家親、命運共同體以及心靈契合。2016年3月5日，習近平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公開提出大陸將“持續推進兩岸各領域的交流合作，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增進同胞親情和福祉，拉近同胞心靈距離，增強對命運共同體的認知”。在這個論述中，他將“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作為增進兩岸民眾情感與福祉的路徑，通過這個路徑，兩岸同胞就能拉近心靈距離，達成增強對兩岸命運共同體的認知。
2016年11月1日，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晤。在習洪會談中，習近平就兩岸關係發展提出六點意見(習六點)：第一，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第二，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確保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家核心利益，是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第三，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第四，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第五，增進兩岸同胞福祉。第六，共同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此外，習近平在今年《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新“習五條”，包括：一、攜手推動民族復興，實現和平統一目標。二、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和平統一前景。四、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五、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習近平強調，“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
自《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以來，兩岸關係發生重大變化。自1987年11月2日，台灣政府開放民眾前往大陸探親，開啟兩岸各項互動交流，迄今已逾三十年。三十多年來，兩岸交流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間接到直接、從單向到雙向，不斷擴大深化，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格局，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社會聯繫與融合達到前所未有的水準。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兩岸實現直接全面雙向三通，形成一日生活圈。兩岸經貿從零起步，年貿易額平均約1900億美元，增長了120多倍，大陸成為台灣第一大交易夥伴，是台灣最大出口市場、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最大島外投資目的地。兩岸人員往來年均近千萬人次，三十年來纍計達1.23億人次，越來越多的台灣青年和學生來大陸交流、實習，尋找發展機會。在大陸的台商、台生、台幹、台屬、台青、台配等如今已達到200多萬。相對的，赴台學習、旅遊、投資的陸客、陸生、陸商每年超過400多萬。三十年來兩岸經濟社會日益擴大的交流融合使兩岸的連結程度與共同利益達到歷史的新高。
同時，兩岸的官方、半官方交流往來也非常頻繁。1992年，兩岸達成“九二共識”，雙方在此基礎上舉行首次“汪辜會談”。1993年以來，受權協商團體海協會和台灣海基會在達成和確認“九二共識”的基礎上，至今一共舉行了12次會談，簽署27項協議，就兩岸有關經濟社會民生諸多領域作出制度性安排。雖然兩岸政府授權的海基會與海協會，曾經於1995年6月李總統訪美與1999年7月9日提出特殊”兩國論”而兩度中斷，但在2008年5月20日，馬英九總統就位後，雙方對所謂”九二共識”具有政治互信而得以恢復制度化協商。除了兩岸兩會外，兩岸事務主管部門，陸委會與國台辦也建立制度性的會晤與聯繫機制。甚至在2015年11月7日，兩岸領導人馬英九與習近平更在新加坡舉行歷史性的“馬習會”。總體來看，兩岸關係在過去三十年的交流合作可謂取得了豐碩成果，使兩岸民眾共同享受到和平發展的福祉。
2016年5月民進黨再度上台執政，兩岸關係面臨了更為複雜的形勢，遭遇更大的挫折與挑戰。雖然蔡英文總統在其就職演說中，提出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來處理兩岸事務，間接回應外界關注的兩岸關係的性質與定位，但國台辦也立即發表聲明，認定這是沒有完成的答卷，兩岸關係遂陷入僵局，至今仍未能打開。關鍵在於蔡英文政府一直迴避接受九二共識，以致原有的對話與聯繫機制因而完全中斷。在欠缺溝通與互信的情況下，兩岸之間的敵意螺旋不斷攀升，形成惡性循環、對抗增強、衝突升高的狀態。目前，蔡英文政府也難以跳脫上次執政的陳水扁政府（2000-2008）否定一個中國所造成的兩岸困局，這已經成為民進黨執政的慣性與宿命。
三、從兩岸統合到和平統一
為遏阻李登輝執政後期以來日益膨脹的台灣分離主義與台獨勢力，江、胡、習都一再重申“堅持一個中國、堅決反對台獨”的立場，堅守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表明一中是大陸的底線，台獨是大陸的紅線，絕不會有絲毫模糊和鬆動。同時，江、胡、習都認識到，要實現“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兩岸必須要經過一個漸進發展、平等協商、共議統一的過程。基此認識，江、胡、習均各自提出了兩岸關係的相關安排與政策構想。
江澤民對統一前的安排提出要分兩步走，逐步實現和平統一的構想：第一步進行兩岸談判，先結束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第二步在時機成熟時再談統一問題，且要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做主的願望，保護台灣同胞的一切正當權益。
胡錦濤則以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作為統一前的安排。他強調，深化互利雙贏的交流合作是實現兩岸和平發展的有效途徑﹔開展平等務實協商，兩岸可以就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正式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通過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並且呼籲兩岸同胞共同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局面，共同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總結胡錦濤兩岸統一前“和平發展”思維的特色，就是由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由完成國家統一走向實現民族復興。
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雖然兩岸關係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取得實質快速的進展，走向了所謂的和平發展時期。然而，這十年來台灣內部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認同不僅沒有擴大，反而出現了兩岸越交流、一個中國原則越不被台灣民眾所認同的奇異現象。因此，習近平在反思並總結2008年以來對台工作經驗教訓後，提出了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新思維。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進一步闡述“融合發展”的內涵和措施：“我們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尊重台灣現有的社會制度和台灣同胞生活方式，願意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我們將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現互利互惠，逐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增進台灣同胞福祉。我們將推動兩岸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心靈契合。”
在今年《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習近平更表示要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繼續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為台灣同胞台灣企業提供同等待遇，讓大家有更多獲得感。積極推進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兩岸要應通盡通，提升經貿合作暢通、基礎設施聯通、能源資源互通、行業標準共通，可以率先實現金門、馬祖同福建沿海地區通水、通電、通氣、通橋。
然而，融合發展政策主要是推動兩岸經濟社會的融合，而非政治法律的融合。眾所皆知，兩岸在政治制度方面存在很大差異，甚至在意識形態的分歧下還存在對立，所以兩岸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雖然可以相互借鑒，卻不可能僅以經濟社會融合的方式就解決雙方政治和法律制度上的差異。就現實政治層面而言，首先是台灣的政治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民主化、多元化、本土化和主體意識高漲。選舉時代，一切以民意為主，使得通過兩岸執政黨談判，實行和平統一的模式，已經難以實施；而如何爭取民意，成為和平統一的最大問題。其次是台獨勢力在內外因素的支持下，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實現了第二次執政。蔡政府上台以來，迴避承認九二共識，架空了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致使兩岸官方、半官方往來全面停止，兩岸關係再度陷入冷對抗的泥淖中。正是在這種政治情勢的影響和塑造下，台灣民眾，特別是在青年一代中出現台灣主體意識高漲、而對中國認同不斷降低的趨勢，造成兩岸對一個中國的認同出現明顯分歧。
誠然，融合發展可以為兩岸和平統一奠定基礎，但並不能保證兩岸必然沿著這一途徑走向統一。從歐盟發展的經驗可知，經濟、社會的功能性合作與融合並無法帶來對政治的溢出效果(spillover effect)，而兩岸的和平統一終究需要一個政治協商和政治決定的過程才可能達成。而且，兩岸融合發展到一定程度後肯定會進入瓶頸期，因為經濟社會融合所衍生的問題，仍必須經由政治層面處理，否則無法獲得解決，融合發展也就很難再往前推進，甚至有可能會有反彈或逆流(如英國脫歐、美國退群等逆全球化潮流)。可見，單單依靠經濟社會融合發展並不能保證兩岸走向政治統一。
由於融合發展不必然會走向兩岸統一，故除了循序漸進，發揮融合發展的階段性效果之外，更要與時俱進，突破融合發展的有限性功能，不斷尋求更新和平統一的論述與機制，才能推動兩岸和平統一的最終完成。爰此，筆者以為，目前兩岸已由和平發展階段走入融合發展階段，未來若再從融合發展階段走向兩岸統合階段，那麼待更深度、更全面的兩岸統合發展成熟之後，和平統一自然就水到渠成。基於“從兩岸統合到和平統一”的思路，探索以“兩岸統合”為內涵和框架的兩制方案應是一個務實可行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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