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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意識形態的百年反思
http://www.CRNTT.com   2022-07-04 16:30:18


 
  2、“存在之理”

  依牟宗三的看法,在《孟子》以及《中庸》、《易傳》中,先秦儒家所談的道體、性體是屬於前者,是“即存有即活動”的動態的“存在之理”;伊川與朱子所說的道體、性體則是屬於後者,是“衹存在而不活動”的靜態的“存在之理”。換句話說,伊川與朱子提出了與傳統不同的新見解。於是,牟宗三將伊川到朱子之系統,從“正宗儒家”、“宋明儒家之大宗”中排除,並視之為是正統儒家思想的歧出。

  牟宗三認為:這兩者的差別,在於他們究竟是透過何種“工夫論”來掌握“存在之理”的。《孟子》、《中庸》、《易傳》的傳統儒家,採用“反身”的方法,追溯自己的本性(理),而來體證作為本體的“存在之理”。牟宗三稱之為“逆覺之路”。相對的,伊川、朱子卻是根據《大學》,採用“格物窮理”的方法,認為心外的萬事萬物各具有“理”,必須一件一件地認知各個外在事物之“理”,最後才能獲得惟一、超越而絕對的“存在之理”,以貫串個別之理。這樣的方法,牟先生稱作為“順取之路”。

  太極作為“存在之理”的性體或道體,本來具有創造道德或創生萬物之作用,它必須透過“逆覺體證”才能完全掌握。然而伊川、朱子卻採取“格物窮理”的認知方式,要求最後的“豁然貫通”,將“知識問題”與“道德問題”混雜,便得“即存有即活動”的動態的“存在之理”。

  3、牟宗三的偏誤

  藉由“順取之路”雖然能夠建構出“橫攝系統”的客觀知識,但是卻背離了儒家正統的“逆覺體證”,跟王陽明“心學”的“縱貫系統”並不相同。所以他認為宋明理學中陸王一系是儒家的正統,程朱一系衹能說是“別子為宗”。

  在《宋明理學的問題與發展》一書中,牟宗三(2003)以“西哲化中哲”的方式,從各種不同的面向,討論“實現之理與形成之性的區別”(頁107-118),最後他說:

  以上所說,暫綜結如下:宋儒所講道德性的天理、實理,當通到寂感真幾時,我們即名曰宇宙“實現之理”;而凡順定義一路所講的理,不管對這理是如何講法,是唯名論的,還是唯實論的,是經驗的、描述的,還是先天的、預定的,我們總名之曰邏輯的“形構之理”。(頁114)

  “實現之理”(principle of actualization)又名“存在之理”(principle of existence),它跟“形構之理”(principle of formation)之間的區分,對於瞭解中、西文明的差異,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必須在此細加析論。本書將中、西文化視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統”,中國的文化系統源自於《易》經,西方文化系統源自於《聖經》和希臘神話,這兩種文化系統各有其“存在之理”與“形構之理”。牟氏說:宋明理學是一種“存在之理”,這是正確的。然而,中國傳統文化並非沒有“形構之理”。

  “中西會通四聖諦”書系的第一部《超越與實在:牟宗三的科學觀》很清楚地指出:道家解釋《易》經,早已發展出一種李約瑟所謂“有機論”的科學(organic science),跟西方文化中發展出來的“機械論”科學(mechanic science)並不相同。乍看之下,這似乎是個不相干的議題,然而,牟宗三在他的大論述中沒有正視中、西文化系統的根本差異,結果卻可能使港台新儒家蒙受無法繼續擴展之“苦”。

  4、劉述先說“理”

  另外一位“第三代現代新儒家”學者劉述先(1934-2016)在《朱子哲學的發展與完成》一書中,從思想史的角度,回顧朱熹一生治學的歷程(劉述先,1982)。該書指出:朱子求學,從“未發工夫”入手,在“中和萬說”階段,經“己丑之悟”有了新的體會,而作“中和新說”。朱子先完成〈已發未發說〉一文,再修改成一篇精要的〈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朱子說:

  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徳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己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荘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黙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辯,極於詳審,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文集卷六十四)

  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朱子的嘔心瀝血之作。然而,朱子一生治學所要彰顯的儒家精神究竟是什麼?它對現代華人又有什麼意義?劉述先受到西方哲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的影響,認為人必然會有某種終極的關懷(ultimate concern),他因此而對宋儒所提的“理一分殊”重新作出“創造性的詮釋”。在他看來,超越的“理一”,是貫通古今中外的,但它的表現則依不同時空條件下的具體情況而有所不同,不能抹煞“分殊”層面的差異。譬如先秦的孔孟、宋明的程朱陸王、以及當代新儒家,他們思想學說的建構與語言文字的表達方式均不相同,但都歸本於仁義,並注重對生生不已的天道和悲憫惻隱之仁心的體證。

  5、中西文化中的“理”

  因此,在處理傳統與現代以及“中西會通”的問題上,他藉助《莊子·齊物論》上的說法“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將超越的“理一”和現實的“分殊”視為“兩行”,認為“兩行之理”是儒、釋、道的共法。西方哲學在“解除神話”(demythologization)之後,應當也可以用“理一分殊”來加以理解,這樣就可以結合傳統與現代,解決中西會通的問題(姚才剛,2014)。

  這個觀點跟本書的立場並不相同。在我看來,儒、釋、道“一行”談的是“存在之理”;科學哲學演化系譜的另外“一行”則是在析論“形構之理”,兩者固然都可以用“理一分殊”來加以理解,作為其“終極關懷”的“理”並不相同。這“兩行”分別代表中、西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傳統,今天我們要談“中西會通”,必須弄清楚這兩個“文化系統”的形貌特色,不可將兩種混為一談。

  五、結論:中西會通四聖諦  

  1992年2月,在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舉辦的“文化反思研討會”上,余英時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中國知識分子邊緣化〉。在論及“知識分子與文化邊緣化”時,他說:

  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是一種“內明”,他上承文藝復興對於古典的推陳出新和宗教改革對於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十六、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中國“五四”後其所歌頌的“啟蒙”則是向西方去“借光”。這好像柏拉圖在《共和國》中關於“洞穴”的設譬:洞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從來看不清本相。現在其中有一位哲學家走出了洞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了一切事務的本來面貌。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卻永遠沒有辦法把他所見的真實告訴洞中的人,使他們可以理解。哲學家為了改變洞中人的黑暗狀態,這時衹有叫這些愚昧的人完全信仰他,跟著他指示的道路走。中國知識分子接觸西方文化的時間極為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力心理去“向西方尋找真理”的,所以根本沒有進入西方文化的中心。這一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一方面自動撤退到中國文化的邊緣,另一方面又始終徘徊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好像大海上迷失了一葉孤舟,兩邊都靠不上岸。

  中國知識分子該如何破解這“雙重邊緣化”的困境呢?。從2019年春節過後新冠疫情的閉關期間,我回顧過去將近半世紀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心得,撰寫“中西會通四聖諦”的一系列著作,希望有助於大家思考這個問題。

  這個書系的第一本書,題為《超越與實在:牟宗三的科學觀》,該書前半部的析論指出:牟宗三為了完成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刻意對康德知識論中的核心概念作出有系統的扭曲。這種“系統性的偏誤”很可能使本土社會科學研究者無法理解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並使港台新儒家的發展承受難以為繼之“苦”。後半部則“對症下藥”,介紹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

  這本《牟宗三的科學觀》是“中西會通四聖諦:苦、集、滅、道”書系的第一部。第二部《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將重新組織並改寫第四版的《社會科學的理路》,每一章後面添加一節“文化反思”,說明該章在社會科學本土化中的應用。這是“集”,希望能夠彙集西方科學哲學之精華,為華人學術社群所用。

  2021年8月1日,最早提出中國知識分子“雙重邊緣化”的史學泰斗余英時在睡夢中辭世。他逝世之後,海內外一片哀悼之聲,大陸學術界稱他是“中國學術第一人”,跟他有“亦師亦友”關係的龔忠武,卻公開發表文章,批評他是“買辦學人”。我原本是余院士的“粉絲”,收藏了他的許多著作,當時覺得奇怪,一個真正的史學泰斗,身後怎麼會有如此兩極化的評價?因此回頭仔細看他的著作,才發現余氏其實是本文所謂的“現代化派”,著作中潛藏的問題確實十分嚴重,所以陸續在香港《亞洲週刊》和《中國評論》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評他的研究取向,將來準備出一本書,題為《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作為本書系第三部之一。希望華人學術界中“自我殖民”的陰魂能夠因此現身,而得以“滅”渡之。

  第四部包含兩本書,一本是《玄奘與榮格:自性的探索》,另一本是《宋明理學的科學詮釋》。這是我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依照我所發展的知識論策略,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Hwang,2019),希望回應費孝通反思“五四意識形態”後所提出的“大哉問”,以便走出本土社會科學之“道”。

  參考文獻

  (1)牟宗三(1968):《心體與性體(一)》。台北:正中書局。

  (2)牟宗三(1968):《心體與性體(二)》。台北:正中書局。

  (3)牟宗三(1969):《心體與性體(三)》。台北:正中書局。

  (4)牟宗三(1982):〈儒家學術之發展及其使命〉,《道德的理想主義》。台北:台灣學生書局,頁1-12。

  (5)牟宗三(1988):《歷史哲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6)余英時(1975):〈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滙流〉。《歷史與思想》,頁1-46。

  (7)姚才剛(2014):〈“理一分殊”與傳統思想的現代轉化-劉述先先生對傳統與現代問題的哲學省思〉。《鵝湖月刊》。第469期,頁4 - 10。

  (8)林毓生(1983):〈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思想與人物》,頁139-196。台北:聯經出版。

  (9)周飛舟(2017):〈“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覺”:費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轉向〉。《社會》,37(4),143-187。

  (10)黃光國(2018):《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台北:心理出版社。

  (11)費孝通(1948):《鄉土中國》,上海:觀察社。

  (12)劉述先(1982):《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13)Hwang, K. K. (2019). Enhancing cultural awareness by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39(2), 67. 

  (14)Kwok, D. W. Y.(郭穎頤)(1965/1987).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雷頤(譯):《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江蘇:人民出版社。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5月號,總第2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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